南國島夷：古代東亞與中國中古研究

〈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立的歷史考察〉

王安泰，碩士論文，419頁，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

王德權教授指導

爵制是中國官僚系統中的一大環節，在官僚制度中常以「官爵」並稱，歷代君臣將相都相當的重視，所謂「富均公侯」、「強富比於公侯」等，皆以王侯之爵作為富貴的代稱。先秦諸子已相當重視爵的地位，儒家經典與漢代著作亦然，說明「爵」在中國古代可說是區分身份的方式之一，也是君臣之間建立關係的另一種管道。

而所謂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的稱號，同樣已出現在《春秋》、《孟子》、《周禮》等書中，歷來多以為是西周已行之制，但因五等制度與《詩》、《書》、金文所記多有矛盾，自北宋以後亦有許多懷疑的聲浪。但在漢唐之間，仍相信五等爵為西周制度，因此稱歷來對五等爵的理解仍以「復古」為中心並不為過。

本文所討論之爵，是具有食邑、在名義上擁有封國的異姓高爵，在漢魏時期以有封地的列侯為主，另將有食邑而無封地的關內侯併入討論；至咸熙元年開建五等後，五等爵成為當時異姓的最高爵，與列侯、關內侯等爵共同構成西晉的封爵體系。

中國爵制的起源與發展是相當長久的。殷商以前似已有類似爵制的存在，至西周時期已有五等爵的產生。不過西周以前的爵制，更像是天王與諸侯的羈糜關係，而非上下統領關係；且西周的五等爵制是以同姓為主，另外輔以部分異姓，強調的重點是血緣與身份，即使國君被弒或無子，也會尋找同血緣者來取代，而不至國絕。至戰國時期，在各國變法圖強的情形下，過去的諸侯與卿大夫階層大多淪落，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士與庶人。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各國逐漸發展出新的封爵體系，以加強國君與官僚之間的關係，楚爵與秦爵即為其例。尤其是秦國的二十等爵，是明確的軍功爵體系，日後亦為漢代吸收，成為秦漢時期主要的封爵制度。因此西周至秦漢封爵體系的轉變，象徵著國家從身份制向「一君萬民」的變化。

到了西漢，在天下逐漸統一之後，在公士至公乘（即所謂民爵）的部分，原本秦代所強調的軍功逐漸失去其必要性，逐漸轉為皇帝即位或國家重大慶典時的普遍賜爵；即使漢武帝時一度推行新的軍功爵制，仍無法阻止民爵的日趨衰微。在公大夫至大庶長（即所謂吏爵）部分，由於漢代「以吏治天下」，故中層的吏爵似亦與軍功無涉，即只要是「庶人在官」者，皆有機會受封吏爵。但在列侯與關內侯（即官爵或貴族爵）部分，漢代仍維持「無功不侯」的原則，除了與皇帝關係密切的恩澤侯外，只有軍功一途方能成為列侯與關內侯。

上述原則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逐漸受到儒生與士大夫的挑戰。儒生與士大夫不斷的藉由對儒家經典的討論，一方面反映出有德者應有封爵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投射出他們希望恢復五等爵的想法。在士大夫與儒生逐漸轉化為士族之時，隨著士族勢力的擴大，這種呼聲也更加強烈。雖然在王莽時期曾一度施行五等爵而失敗，到了魏晉之際，再次建立了一套模仿西周的五等爵制；此後直至清末，雖在歷代多少有所調整，五等爵制的本質並未改變。也就是說，這套五等爵制自魏末晉初施行以後，在往後的一千六百多年間，成為帝國官僚體系的要角之一。而西晉作為這套施行千餘年制度的開端，自然有其重要性。然而，由於下述的情形，使得歷來對魏末晉初的五等爵制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因此，本文試圖以爵制為中心，一方面探討五等爵產生的原因與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試圖觀察魏晉時期士族與皇權兩者對爵制的態度，藉以更加瞭解漢晉之際政治與制度方面的演進。本文擬從幾個不同層次的討論，試圖觀察漢晉之間爵制的發展歷程。

第一章首先提出研究此一問題的原因，對過去學界的研究成果作簡單的回顧，並說明各章節的安排架構。

第三章則是從地理、開國與食邑三個層面，試圖分析西晉爵制的實質運作。首先是從受封者本籍與封地間關係的變化，來觀察西晉封國的地理問題；其次從茅土、置軍、國官等角度，探討西晉五等爵的開國制度；此外便是簡單計算西晉食邑總額與國家租調總數，試圖探討西晉諸侯食邑與國家財政的關係。

第五章是從爵制本身、士族與皇權三個層面，探討漢晉間爵制變化的意義。士族與皇權各自對爵制的期待為何，以及五等爵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關係，都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課題，並將於第六章作扼要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