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個世紀日本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新總結——讀《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的基本問題》〉
李憑，《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997年6月，日本汲古書院出版了《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的基本問題》一書，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半個世紀內日本學術界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作了總結，並對今後的考察方向作了展望。該書由 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溫、菊池英夫和佐竹 靖彥等五位著名學者擔任編委，由吉川忠夫、漥添慶文、中村圭爾等16位歷史學家撰文集成。該書所收都是經1993年11月由日本唐代史研究會、中國中世史研究會、中國史學會、龍 谷學會等四個團體在京都龍谷大學共同舉辦的會名與該書書名相同的討論會遴選出來的代表性論文。其中，有的論文將重點放在對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有的論文則對未來的課題作了規劃和探索，不管是哪種形式，都可以看到執筆者對於所承擔的專題持有的總的觀點或構想，給人們以統攬全局的啓示，該書的領銜之作則是 谷川道雄的《總論》，它是全書的綱領。
谷川道雄在《總論》中陳述了他一貫的看法。他指出，戰後日本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以70年代爲界線劃分成前後兩個半期，前半期是爭論的時代，後半期則相反，是沒有爭論的個別研究的時代。在後半期中，研究者的傾向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原因，與其
說是學術界內部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充滿激情的使命感業已冷卻，一種務實的情緒在人們的心中佔據了統治地位。與時間的連鎖相比，研究者們對歷史現象懷有更強烈的關心，他們不僅對歷史現象的邏輯意義提出問題，而且更多地討論其形態與功能。但是，這種與前半期截然不同的研究傾向，是在前半期的研究成果還沒有充分地消化的情況下發生的轉變。所以，只有在回顧前半期的爭論的基礎上，才能討論當前研究中的問題。 谷川道雄《總論》的重心也就落在了爭論的時代。
戰後日本學術界對中國歷史爭論的中心議題是分期問題。關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在戰前，已經出現了內藤湖南創立的京都學派說；在戰後，由前田直典發韌，經過西嶋定生、堀敏一、仁井田陞等的努力，形成了與京都學派的思路迥異的所謂歷史學研究會派說，而兩
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了並行前進的雙軌。兩者的區別則在於，前者認爲唐宋之間的變革是中世向近世的轉變，後者卻主張這是從古代到中世的發展。當然，所謂古代、中世與近世的概念，都是以同歐洲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進行比較爲前題而産生的。這種區別使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性質成了爭論的最大焦點，按照京都學派說，這一時代屬於中世；依據歷史學研究會派說，這一時代位於秦漢延長線上的古代。
如何看待魏晉南北朝時代的貴族制，在不少著作中也稱爲六朝貴族制，是兩派之間最大的分歧點，內藤湖南曾對貴族制的起源與性質下過定義。他指出，魏晉南北朝貴族既非氏族貴族，也非武人出身的領主階級，它的基礎是已經成爲地方望族的官僚世家。也就是說，魏晉南北朝貴族不是古代貴族，而是經過官僚制時代即皇權時代形成的中世貴族；但是，它又不同於歐洲與日本的領主階級。岡崎文夫將該時代的政治史描繪成爲自立的貴族勢力使當時的政權實現貴族制國家化的過程，以此證實內藤湖南的貴族政治。宮崎市定則在戰後發表了幾篇考證文章，論證六朝貴族的土地所有制是建立在農奴制耕作的基礎上的。而《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則是宮崎市定在六朝中世說中取得的最大成就，他證實了在這一時代特有的選舉制和官僚制中始終貫穿著貴族制。在他的影響下，貴族制和官僚制的關係成了戰後學術界爭論的中心課題。宮崎市定的另一個觀點是，作爲地方豪族的生活據點的莊園式農村是貴族階級的經濟基礎。宮崎市定的研究與貴族階級的獨立性相關，他從社會經濟和制度方面將內藤湖南的主張具體化了。
宮川尚志則有意識地將六朝中世說加以發展，他從政治、社會、文化以及宗教等方面展開了論述。此外，宮川尚志還將這一時代看作是可以和歐洲基督教世界相比的宗教時代。宇都宮清吉則在《東洋中世史的領域》中使用了“自律性”一詞來表述六朝的時代格，他認爲每個時代都有時代的人格，並將其命名爲時代格。他將秦漢的時代格規定爲“政治性”，而將六朝的時代格規定爲“自律性”，並認爲，既是六朝時代的發展又帶有幾分回歸秦漢時代傾向的隋唐時代是“政治性”與“自律性”的綜合。所謂“自律性”，就是說存在與運動的契機潛藏於其內部。宇都宮清吉指出，中國中世的起始在秦漢，終結在隋唐，而其中最具有中世特點的性格是六朝的“自律性”，體現這種“自律性”的則是貴族階級。從這個意義上說，六朝貴族與以皇權爲中心運作的“政治性”不同，它是立足于獨立的權威之上的。
雖然京都學派探索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是他們都認爲魏晉南北朝社會以貴族階級爲中心創造出了與運用皇權進行管理的體制水平截然不同的局面，並且成了社會的主體。與京都學派相反，歷史學研究會派是從與秦漢的連續性來理解魏晉南北朝的。戰後最早提出這種見解的是前田直典。他認爲，六朝時代的大土地經營中的主要耕作勞動力並非農奴，而是奴隸；而且，均田農民也非國家的農奴，他們是半奴隸性質的存在。也就是說，私有土地和國有土地雙方都在依靠奴隸制勞動經營。於是，他將這一時代列入了古代的範疇。
50年代，西嶋定生就私人經營中的奴隸制進行了更加具體的論述，提出了中國型奴隸制的構想。掘敏一則把均田制看作中國古代奴隸制的最終形態，並認爲由於古代奴隸制的解體而展開的佃戶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這樣一來，將唐宋變革說成是從古代奴隸制社會向中世封建制社會轉變就順理成章了。於是，截止于唐代劃歸古代的分期說便宣告成立。但是，50年代後期，西嶋定生自己撤回了他的奴隸說，從而引起了歷史學研究會派說的全線崩潰；不過，隨後又被西嶋定生用個別人身支配這一概念重建起來。西嶋定生的新的概念認爲國家等於皇權，它從人身上掌握著每一個人民，從而形成漢代的基本的階級關係。這種體制可以理解爲所謂總體奴隸制的變種，但並沒有將它定爲奴隸制，而是當成了一種獨特的古代帝國統治體制，從而強調了中國古代帝國時代的固有特性。堀敏一後來也對這一課題加以探索，從而指出，隋唐的所謂均田體制是將因漢帝國崩潰而一度遭到削弱的個別人身支配在以後的過程中又重新建立起來的體制。堀敏一在60年代至70年代之間得出的見解，集中地體現在《均田制的研究——中國古代國家的土地政策與土地所有制》一書中。他的一貫思想，是把國家權力與自耕農的關係作爲基礎來把握自秦漢至隋唐時代的，並在這一意義上將該時代定爲古代。
要之，在是否承認秦漢向魏晉南北朝過渡的過程中存在著時代上的質的變化，京都學派與歷史研究會派之間存在著截然對立的觀點。它們的分歧在於，把魏晉南北朝貴族看作位於皇權外側而超越了皇權的權威呢，還是把它看作最終包容於皇權之內的官僚的一種形態。前者以中世紀貴族政治來表述是恰當的，後者則可以歸結爲古代專制政治。這一爭論不僅如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而且討論得還並不十分透徹，然而在80年代以後卻被束之高閣了。
如所周知，魏晉南北朝貴族制的基礎是身分制，而這一身分又是皇權所不能改變的。然而，從哪里去尋找魏晉南北朝貴族階級自立的根據呢？從宮崎市定的研究來看，鄉品才是賦予魏晉南北朝貴族以官僚資格的制度上的根源，而鄉品的依據是所謂的鄉論。川勝義雄的中世論的核心也是對於當時的社會輿論給予強烈的關注，他用社會史的手法推導出了魏晉南北朝貴族制的形成史。鄉論在地方社會乃至中央政界的各個層面都在發揮作用，川勝義雄把這一現象稱作鄉論環節的多層結構，它在九品官人法中作爲一種制度被恰如其分地納入官吏任命法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鄉論這種對個人人格的社評價不但決定著某個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而且構成了政治和社會的基本體系。川勝義雄的中世論就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 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體說認爲地方社會的基層結構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形成的。這一說法認爲，在豪族與鄉民間的階層關係中，兩者的仁愛與景仰的關係促成了鄉黨社會的團結。
社會輿論對個人作出評價時，往往要牽涉到此人所屬的家系門第問題，這是門閥貴族形成的根源。但並不等於說個人將永遠埋沒在家族之中。這個時代的個人存在著兩個側面，當偏向家系時就會傾向門閥主義，當從上述框框中擺脫出來時就會強調賢才主義。要堅持貴族的自立性的看法，就必須闡明這一問題。然而，京都學派沒有將研究深入到這個層面，而歷史研究會派自然不會去關注這一點。
貴族制是推行皇權政治的中國王朝內部的存在方式問題，與此同時，志在統治世界的皇權政治必然要面臨與周圍民族發生關係的問題。內藤湖南是把這種關係當作分期的又一著眼點來對待的。他認爲，古代是漢文化向胡地擴展的時代，當這一擴展促進了周邊民族的覺醒時，就會形成一種向中國內部起作用的力量，而這種自內向外的擴展轉變爲反作用時，就形成了中世社會。不過，在轉換方向時有一個過渡期，具體來說，就是自後漢中期至西晉的兩個多世紀。然後，才經過五胡十六國、北朝，而至於胡族色彩十分濃厚的隋唐時代。
宮崎市定繼承了內藤湖南的觀點，設定出漢族的文明主義與胡族的樸素主義之間的對比關係，建立了以後者克服由前者造成的頹廢的模式。谷川道雄敍述了胡族的部族共同體在中國社會中逐漸改變性質並終於超越漢族社會的門閥主義而流入隋唐帝國的過程。吉川 忠夫則指出，在這個時代曾發生了把域外的印度當作中土，而把中國當作邊土的意識變化的情況。他們的視角雖各不相同，但都認爲以漢族爲中心的世界到魏晉南北朝已逐漸相對漢化了。
歷史研究會派的傾向是東亞論，而從史實與邏輯兩個方面作爲學說提出來的則是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所謂冊封，就是中國王朝將官號、爵位賜封各國君主，使他們成爲外臣。於是，通過周邊諸國和中國王朝結成的君臣關係，出現了可以稱爲“東亞世界”的統一的政治世界。西嶋定生認爲，冊封關係起源於漢代，魏晉南北朝時代推廣到整個東亞，以後一直存續到唐代。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內藤湖南等人的觀點是所謂的華夷關係運動論，而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論則是華夷關係秩序論。兩說之間似乎不存在正面對立的關係，但是，它們在構思 上是存在著巨大差別的。前者所謂華夷關係的逆轉，是和秦漢的政治原理遭受挫折而改變其傾向相對應的現象。與此相反，後者則認爲冊封是古代爵制的延長，因而也就是秦漢政治體制的延續。
在唐代，出現了對異民族統治的獨特形式，即所謂的羈縻州體制。堀敏一認爲，與前代的通婚政策和冊封關係相比，這一方式可以說是進一步加強了對異民族的統治。他還認爲，這已經不是前代以冊封表示的君主與君主之間的個人關係，而是系統的官僚體制。堀敏一是從中央集權官僚制統治的側面來觀察施行羈縻州的州縣制的。但是，從州刺史即族長這一羈縻州的特殊性質來考慮，反而倒可以把州刺史看作族長階層自立的形式。京都學派雖然對羈縻州的體制沒有提出積極的論點，但是，運用其觀點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羈縻州體制是唐帝國與周邊民族自立的調和的産物。這種調和一旦遭到破壞，就會導致羈縻州體制垮臺，而部分民族的自立性將因此擴張，並向著征服王朝的方向前進。
關於隋唐帝國，京都學派與歷史研究會派的看法也大不相同。如前已述，後者認爲，隋唐帝國是重建始于秦漢的個別人身支配的國家，爲了實現這種重建，就必須排除六朝貴族的自立性，將他們作爲對皇帝具有強烈從屬性的官僚納入政權中。而前者則認爲，隋唐帝國雖然企圖克服門閥主義的弊病，但在本質上並未擺脫掉貴族制國家的框框。然而，這兩派的觀點都存在著需要補充和加強的方面。
因此，布目潮渢對隋唐貴族制說提出了異議，他認爲隋唐兩朝起源於西魏、北周，而西魏、北周政權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造成拓跋政權變質、解體的結果。不過，即便如此，恐怕也有必要與貴族制聯繫起來加以理解。谷川道雄就曾指出，由於賢才主義的理念使得胡漢的寒門可以和門閥出身者在同一水平上臍身統治階層，並稱此爲新貴族制，而從文武兩個方面支援新貴族制的是科舉制和府兵制。他還認爲，如果引進新貴族制的概念，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統一理解隋唐帝國的“專制”的性質和貴族制的性質。
弄清隋唐帝國的性質的方法之一，當然就是闡明其政治原理。對此，歷史研究會派的最關鍵的論點就是個別人身支配論。而最明顯地表現這種論點的現象是，均田制中的給田是以丁男爲物件，租庸調的收取也同樣以丁男爲物件。力役過重，通過戶籍制度對民衆進行嚴格管理，也是這一論點的支柱。均田制時代的農民過著小家族生活，沒有均田就不存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但是，隋唐時代的均田制和祖庸調法以人丁爲計算單位是來自平均理念的計算方式。以此作爲個別人身支配的標誌，有將方式與原理混爲一談之嫌。所以，個別人身支配論也仍有值得研討的餘地。
唐朝的變質和沒落的過程是人們關心和爭論的重大課題，它關係到爲唐宋變革定性的問題。對於武周革命、安史之亂、藩鎮及党爭，學術界都曾有過精闢的論述。堀敏一從歷史研究會派的觀點出發，將藩鎮和叛亂勢力看成爲克服古代社會的一種力量，只是它們還沒有完全擺脫父家長式的性質而充分成長爲封建權力。他還認爲，這種不充分是産生宋代集權官僚制的原因。 谷川道雄則認爲，牙軍士兵在利益一致時就擁戴藩帥，但當利益轉向對立時就逐走藩帥，這種現象與其說是父家長制的影子，勿甯說是民衆自立于世界的萌芽。他指出，在分析唐宋變革的性質時，預先建立公民制—父家長制—封建制這樣一種模式作爲歷史分析的框框是不恰當的。
綜上所述，谷川道雄在《總論》中以高度概括的語言，對於半個世紀以來日本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作了十分精闢的評述。但是，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他的評述幾乎都在前半期，即70年代以前的爭論期，在前半期中又側重于魏晉南北朝，尤其是魏晉南北朝的貴族制。雖然他也籠統地指出，80年代以後出現的個別研究的新傾向是對在此之前的分期爭論中存在的觀念先行的偏向的反省與批判，並且由此而開拓出了前所未有的嶄新的題材，例如對整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各種國家制度包括官制、選舉、禮儀、制敕、律令等的研究，地域史的研究，敦煌、吐魯番社會的研究，都城史的研究，以及佛、道二教史的研究，等等，在質和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他並沒有給予具體的評論，未免讓人感到美中不足。
幸好，其他15篇文章對於各自的專題都有精到的評述，可以彌補谷川道雄《總論》中未曾述及的內容。這15篇文章按順序爲，堀敏一《中華世界》、石見清裕《有關唐代的國外貿易和居留的外國人等問題》、川本芳昭《胡族國家》、谷口房男《南北朝時代的蠻酋》、白須淨真《吐魯番社會——新興庶民層的成長與名族的沒落》、金子修一《皇帝制度》、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與官僚制》、漥添慶文《國家與政治》、池田溫《律令法》、中村裕一《文書行政》、大澤正昭《農業社會史》、妹尾達彥《都市生活與文化》、都築晶子《六朝時代的江南社會與道教》、宮崎洋子《書的文化》、吉川忠夫《社會與思想》等。這些文章的行文風格雖然並不一致，但是都從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見，對涉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領域的不同專題作了概述與展望，發表了深入論題實質的見解。
回顧建國以來將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界的歷程，似乎也存在過問題論爭及總合性研究與個別性研究的區分，雖然其內容與形式存在著差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的基本問題》一書中表述的日本學術界爭論的問題和研究中的得失，是值得中國的學術界重視的經驗。 谷川道雄就對於後半期的個別研究階段未作具體評價一事解釋道，80年代以後的個別研究很少是沿著前半期研究潮流進行的，也很少有人像以往那樣爲自己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史中找到相應的位置，使之在構成中國史的巨大框架中發揮作用，因此，要客觀地評價其意義是極爲困難的。這一看法是很中肯的。就個別研究工作本身而言，由於其細微深入的特點，所得到的結論往往是具體的，價值也是明顯的，但也往往難以看出它們與按照固有的性質發展而又呈現複雜變化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整個社會之間的聯繫。看來，對研究工作進行細緻的分化是應該的，同時，將細化的研究工作與宏觀的歷史過程聯繫起來也是必要的。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是日本汲古書院出版的《中國史學的基本問題》叢書中的第二卷，在它之前有由松丸道雄和古賀登任代表編輯委員的《殷周秦漢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在它之後有由佐竹靖彥任代表編輯委員的《宋元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和由森正夫任代表編輯委員的《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整套叢書共分四卷。本叢書策劃人佐竹靖彥在爲叢書所寫的出版前言中指出，這套叢書的宗旨是，就各專業領域提出最基本的問題，以求邁出向歷史學整體性回歸的第一步。僅從作爲該叢書第二卷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的基本問題》來看，這第一步邁得是基本成功的，有意義的。那麽，作爲同行，中國的史學界是否也應當考慮作這樣深刻的總結與展望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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