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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達，〈關於唐史研究趨向的幾點淺見〉
《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
胡戟教授主編的四卷本《二十世紀的唐研究》(待刊)展示了百年來唐史研究的巨大進展。胡戟教授在為該書寫的序篇《政治卷‧概論》中，將二十世紀國內的研究狀況分為五個時段做了概括的說明，並對國內外的著作以表格形式分四方面詳加列舉，指出國內外“總共有近千著作和數逾二萬論文刊出，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社會、民族、宗教、中外關係各個方面，全面囊括了三十餘種制度以及四百上下唐代人物”。本書各篇執筆者都是各個領域研究有素的專家，由這些一時之選對各自領域中百年來研究成果做出淹洽的歸納和評價，令人們更加全面地認識了既往業績。本書的出版實為唐史學界的盛舉。
拙文根據拜讀《二十世紀的唐研究》所得的啟示和個人平時工作中的點滴感受，就唐史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向略陳陋見。在閱讀部分書稿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唐史研究在百年中發生了莫大的變化，而百年來唐史研究變化之大，正是中國之巨大變化的一個側面的反映。
首先，百年來，和整個歷史學界一樣，研究唐史的學者歷經蛻變，已經不是過去傳統型的士大夫，而成了有價值關懷的現代型知識分子。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遭受失敗後，從1895年5月康有為首次公車上書到1898年戊戌變法，中國的士大夫對西力東漸、形勢孔急的感受，可以說痛澈肺腑。韋伯說過，人懸掛在自我編織的“意義之網(websofsignificance)”中。中國千百年來依託聖賢而編織的“意義之網”到此千瘡百孔，已經無法再使中國人繼續自我懸掛其中。在“托古改制”失敗之後、“托洋改制”嘗試之先，王國維、梁啟超、夏曾祐代表了在史學領域探索新意義的先驅。1902年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發表的《新史學》可以視為中國現代史學的誕生宣言。
其後，特別是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刊《新青年》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學”、“西學”的對峙開始被討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的異同所取代。在社會和思想劇烈變動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了攻擊，固有的價值系統遭到了否定，中國士子開始更多地使用西方概念，更多地採用西方概念化的思維模式考慮現實問題，日益向現代新型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轉化。與此同時，提倡現代學術訓練的結果是，學術論文和專著從選題、內容到表述的工具概念或術語、分析的語言、思維的模式，無一不受到西方乃至東洋的影響，而與我們近祖——譬如說，顧炎武、全祖望、錢大昕、戴震、汪中、王念孫父子、孫詒讓——的史學文字的體例和筆法漸行漸遠。及至二十世紀之末，史學論文的撰述形式幾乎已與西方無別，唐史也不例外。
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在上個世紀裏，面對新學及其種種論述話語，一些大師以他們的史學實踐為我們做出了如何治學的表率。我們從他們那裏看到，他們立論得體，斷制有據，既不囿於傳統，又不惑於新奇。他們的傳世成就使我們認識到，一位學者能夠取得西方觀念的緣助性啟發而不受西方論述話語的宰制，並以“他者”為參照系而創造性地研究自身，端在自身舊學學殖深厚，根基牢固。遵循大師們的言傳身教，一方面，我們應當重視理論，因為在參照文本論以處理狹義廣義史料上，在詮釋史實上，在史學撰述義例上，歷史哲學理論，包括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懷疑和相對主義論述，提出了不少歷史學者原來忽視、而今應當思考的問題；另一方面，歷史學者應以勤學苦讀、厚植根基為本，不宜追逐不斷驟興，然而也隨時消歇的新穎理論和論述話語，否則難免“入主出奴”，有如學步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
以下謹就史料的整理、題材的擴大、理論的詮釋等三方面略陳坎井之見。
一
未來的史料整理工作，可以斷言將有人們預料不到的創新，但也不會完全脫離原有的傳統。
中國的歷史，從公元前841年周共和元年綿延迄今，一直保持著紀年確鑿的記載；中國的史學，從公元前七世紀末的董狐(事在公元前607)和公元前六世紀中葉的南史(事在公元前548年)開始，就講求不惜生命，善惡必書。唐代貞觀初，太宗欲觀起居注之臧否而遭弘文館學士朱子奢的拒絕，朱子奢說：“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新唐書》，卷一九八本傳，標點本，第5648頁)。當然，任何時代都是一樣，人們總是受到以價值觀為核心、體現各自時代的行為體系的符號系統(semiotic systems)的宰制，古人的意識也不能超前襬脫時代價值觀的侷限，但是學殖行修，敢講真話，這是我國史學傳統的根基和精髓。這種精神也體現在唐代褚遂良、劉洎、於休烈、魏等多人身上。可以斷言，今後任何富有生命力的史考、史纂、史學，仍將體現我國歷史上的這一載筆求真的傳統精神。
今天我們研究唐史，除了原始史料及長安、洛陽、關中、西域出土的文書文物之外，宋代有關撰述至關重要。宋代史學是把唐史，特別是把唐代歷史教訓當作當代史的一部分來處理的。為了把唐史修成信史，宋代史學家既有求真、求實的執著精神，也有“期於在今日為用”的實用目的。《〔舊〕唐書》修成於後晉天福六年(940年)至開運二年(945年)間。百年之後，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到嘉祐五年(1060年)修成《新唐書》，糾正《〔舊〕唐書》從義例到考證的疏漏闕失，並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的得失以供本朝“參用”。《新唐書》甫出，隨即就有吳縝(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年〕進士)的《新唐書糾繆》問世，指出歐陽修、宋祈之作新書，意主文章，因而牴牾駁，疏於考證。稍晚，宋代永嘉學派代表人物葉適(1150-1223年)在《習學記言》卷三八至卷四三中，以相當多的條目對比新舊兩唐書，指出新書紀傳以刻削簡約為功，反墮偏篇。他論述了兩書紀、志、表、傳的短長得失，認為列傳中除了夷狄諸傳較佳之外，為觀者甚少。葉適論唐史諸條，不脫永嘉學派功利之學的本色，往往是針對宋事而討論前代的治亂通變。兩部《唐書》，到什麼時代也是人們研究唐史的主要依據，遺憾的是宋人過於重視從義理、文章上的挑剔，而沒有及時利用當時的資料條件，針對兩書的異同做出增補。感謝清代學者沈炳震(1679-1738年)，始為後世作了初步總結性的工作。沉炳震參照明末清初李清(1602-1683年)的《南北史合注》的體例，積十年之功力而成《新舊唐書合鈔》，此書不僅使用方便，實際上又是對兩部唐書的原始資料的一次整理。後代研究唐代政治史，在原始資料上會有局部增補，但在總體上大概沒有什麼可能越出《通鑒﹒唐紀》和《新舊唐書合鈔》涵蓋的範圍。
清代史學昌盛，朴學大師如錢大昕(1728-1804年)等移治經的經驗入史，以札記等方式對唐書的記載作出綿密的辯析和精細的考證，今天和今後研究唐史的學人，都將參考他們留下來的成果。有些學者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檢查前代史籍，我們可以舉出清人整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為例。《新唐書》的纂修人之一呂夏卿(慶歷二年〔1042年〕進士)熟悉譜學，折衷排比傳記雜說數百家以及諸家譜牒而成《宰相世系表》，史稱於《新唐書》最為有功(《宋史》卷三三一本傳)。然而，在清人眼中，此表問題甚多，沉炳震嚴加批評，詳為訂正，成《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訛》十二卷。又如，徐松(1781-1848年)自幼志於史學，以其睿見卓識，在網羅散失方面，奉詔參預纂輯了《全唐文》，並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會要輯稿》；在研究故實方面，留下了《登科記考》三十卷，《唐兩京城坊考》五卷。又，清代學者至為注意輯佚補遺，這方面有勞經原《折衝府考》四卷及其一系列撰述，有吳廷燮(1865-?年)所纂之歷代藩鎮表中的《唐代藩鎮年表》，等等。一直到民國年間，隨著史料的不斷發掘，這種纂集史料的工作繼往開來，源源不絕，其成果大部分反映在開明書店刊印的《二十五史補編》中。
我們不能忘記的還有先賢的敬業精神。勞格(1820-1864年)接受長輩的囑托，網羅制詔、文集、碑刻、墓誌、小說、筆記、族譜、方志，在趙鉞(1778-1849年)初稿的基礎上，續成《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六卷、《唐御史台精舍題名考》三卷。勞氏羸病經年，勤奮不懈，積苦殞身，中壽歿世。勞氏時代治學，使用圖書不如今天便利，更沒有今天的大量工具書可資利用。黽勉從事，一憑記憶，二靠反覆翻檢核對。這種不顧身心衰耗而學不可以已的敬業精神可謂跡近殉學，信守然諾的品德足以垂訓後世。
史源不一，傳遞蜪訛，這就決定了專業工作者需要代代相繼，各執所習，增補缺失，厘定駁。最好的例子是，在職官方面，岑仲勉(1885-1961年)繼勞格的《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之後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之作；嚴耕望(1916-1996年)繼沉炳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訛》之後編纂《唐僕尚丞郎考》，將考訂的中央機構的職官範圍擴大到僕、尚、丞、郎。人們可以看到，以後資料編纂日漸加多加密，逐步進入到刺史乃至官卑人眾的僚佐階層，郁賢皓先生的《唐刺史考》、戴偉華先生的《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即是範式。這些都是耗費十年或數十年心血的巨著。郁賢皓先生在蒐集刺史資料的同時，還蒐集了九卿的資料，有關九卿的考據著作據聞不久也將面世。李方女史根據吐魯番出土的資料整理出唐代西州地區的歷任長官和上佐等官員的年表，成為別具一格的地方官志。唐史研究照這樣求完備、求周密的精神進行下去，可以有理由預期，在不久的將來，唐朝不同品階的重要官職都會得到類似的整理。
今天，唐史學界繼承我國這一悠久的整理史料的傳統作出了出色的成績。例如陳尚君先生增補全唐文，徐俊先生增補全唐詩，以及收入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中的撰述比比皆是。而且今天所做的專題化的編纂資料工作，考校厘訂，更加合乎科學標準，檢索便利，大大嘉惠士林。今後，類似工作必將在其它諸如地理、地志、年代、曆法、經籍、佛教等領域大規模地展開，因為有待輯佚增補的工作甚夥。例如，李吉甫(758-814年)的《元和郡縣圖志.》有殘佚，或許有朝一日可望藉助新開發出來的地理軟體程式、藉助現代化科技手段而對該書進行部分的增補。繼徐松之後，人們也會根據層出不窮的新材料編寫續《長安志》、《洛陽志》等。又如，佛教在唐代臻於鼎盛，贊寧(919-1001年)編《宋高僧傳》，標榜以採用碑銘為主。但是，此書存在許多缺點，已屢經學者指出。今天海內外碑銘陸續刊布，肯定有助於人們增編出一部完備的《宋高僧傳》。此外，可以設想，編寫寺志也是一項有助於研究唐代佛教的工作，唐代很多著名寺院，如西明寺、大興善寺、慈恩寺、青龍寺等，都有被編寫寺志的可能性，或結集為一部《唐代長安伽藍記》。
與此同時，日本學者的工作大大擴展了資料編纂的範圍。例如，日本學者為了研究日本本國古代的律令制度而將資料的排比工作伸展到唐代律令領域，仁井田升(1904-1966年)的《唐令拾遺》，池田溫先生的《唐令拾遺補》是絕佳的明證。有了這樣的借鑒，《唐格拾遺》《唐式拾遺》也會提到研究日程上來。日本的極為發達的佛學研究的情形也是如此。這一方面的啟示也使我們認識到，今後我們的視野需要擴及域外文獻中有關唐代的史料，不隻限於注意流散到海外的中國書物。
基於歷史學的性質，我們可以確信，無論任何年月，人們都不會放松透過多種途徑搜索資料和認證史實的努力。歷史學者處理晦蔽狀態中曾經存在的事物，端賴史料默默呈報的資訊而穫得啟示，進而追溯相關事物之間的聯鎖，發歷史個案之伏。古往今來，歷史學研究工作萬變不離其宗，總是靠盡可能完備地蒐集堅實確鑿的史料，謹嚴梳理史料而萃取證據，經過包括反證乃至邏輯實證主義所說的“證偽”過程在內的思想加工才有可能形成論據，今後殆亦如此。沒有證據便沒有論據(Noevidence, noargument)，也就無從證成己說。得自文獻載籍、出土文書文物、實地考察的史料是歷史學者賴以為生的資糧。歷史學者只能藉此取得符合實際或接近實際的知識，在認知和理解層次上趨近實際的真相。
因此，個人感到，對於隋唐史而言，未來發現新材料至關重要。史料從來是多多益善，不患寡而患不足征。例如，吐魯番出土有上元二年(676年)西州上都省勘放還流人貫屬文書、文明元年(684年)高昌縣準詔放還流人文書，提示了反映當時流人制度的線索。唐代政治家裴炎族姪裴先就是曾被流放到北庭的一位流人，最近出土的他的墓誌給我們提供了中唐代邊疆流人實際生活的生動細節，可補證則天武後天壽二年(693年)誅流人事的記載。歷史學不存在被史料淹沒，從而被史料學替代之虞。文書文物資料的不斷發現，不僅將從物質文化方面，而且也將從精神文化方面為深入研究隋唐歷史，或者說研究中國中古史開闢燦爛的遠景。再以唐禮為例，現有文獻一時似無增加之可能，然而不同類型的唐代墓葬的發掘，提供了研究不同身份的墓葬型制的實例，對同類墓葬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同一品階或等級的墓葬具有很多型制上的變異，而我們卻從顯慶禮到開元禮的記載中檢察不出導致此中細微差異的禮制上的依據。這種體現在墓葬上的禮的細微不同是否具有政治涵義，細加考量，給研究唐代政治史和社會史的學者提出了許多有待深入思考的問題。
二
在未來的年代裏，我們似乎可以預期，兩方面的因素將會推進唐史研究題材的擴大：一是我國唐史學者自身的原創力，二是來自國外學術界的啟發。這有唐史研究的現有發展趨勢和國外史學發展的軌跡可供我們作推測的依據。
首先，我國學者自身研究的規模日益恢宏遼闊。《二十世紀的唐研究》向人們展現了前一時期對作為經濟基礎的土地制度、賦役制度、財政制度，作為政治制度的律令格式、職官、兵制、選舉，作為文化藝術的詩歌、傳奇、變文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成績斐然。為學譬如積薪，今天已有如此豐厚的積累，日後的研究課題必將拓寬加密，氣象更為可觀。
從縱向看，中國中世紀的時代分期、魏晉南北朝貴族制度、五代宋元明清官僚制度將因唐史專題研究的深入而穫得日益明確的了解。在這方面，有些課題，例如研究人的思想，必然跨越朝代的界限。閱讀唐代官修的《晉書》等正史，我們看到，書中納入了那麼多的神怪靈異故事。五代及宋朝兩個朝代完成的兩部唐史告訴我們，佔據唐代眾人，從帝王、皇親、國戚、勳貴、高官，到胥吏、商賈、百姓、婢僕等不同的社會階層的成員的頭腦並主宰他們行動的是各式各樣的奇奇怪怪的信念和信仰。《舊唐書﹒呂才傳》所記載的太常博士呂才受唐太宗之命，歷時十五年，編纂卷帙浩繁的官修陰陽術數書，然後由朝廷下詔頒行就是一例。從這種意義說，牛僧孺的《玄怪錄》、《太平廣記》中的大量類似記載，如戴孚的《廣異記》等，價值等同於《太平御覽》所收錄的材料。書中的記載多是唐朝的事情，但反映的是更長的歷史時段的現實。敦煌卷子中大量陰陽五行、五姓、解夢作品的存在也提示，已往研究唐代社會缺少對社會下層的考察，對人數眾多、文化層次低、社會地位低的平民百姓著眼甚少。與研究唐代詩人的雅文化相比，對社會下層的俗文化的研究顯得非常欠缺。涵蓋著人數最廣大的平民百姓階層的俗文化有什麼內涵?下層百姓抱有何種價值觀?他們是否已經有了某種自我主體意識?《太平廣記》中大量的神怪故事、敦煌齋文中大量的祈望乃至頌聖語句產生於何種心理動機?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題目。現在研究佛教、道教的專著較多，但將這種研究納入唐代社會的較少，佛、道信仰只是宗教史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唐史的組成部分。學術發展有它的路數，今後將會有人填補這些社會史的空白，扭轉宗教史研究與社會史和思想史研究脫節的現象。
從橫向看，敦煌、吐魯番等地文書、文物的出土，吐火羅語、於闐語、粟特語等西域古文字文書的解讀使唐代周邊民族史的研究大為改觀。對唐朝東北的渤海，北方的突厥、回鶻、黠嘎斯，西北的西突厥、突騎施、葛羅祿、沙陀，西方的粟特，西亞的波斯、敘利亞(苫國)、以色列，南方的吐火羅、古印度五天竺等，都有宏觀和微觀的工作可做。考慮到周邊眾多的國家和民族的興衰與中原地區密切相關，處理唐代文獻和各地本土文獻工作有待進一步深入。
可以斷言，對唐代周邊民族史、民族關係史的深入研究，必將影響到上自魏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下迄遼、金、元、清整個的種族與文化的新認識。這有助於真正弘揚陳寅恪先生(1890-1969年)提出的種族與文化是研究唐代的關鍵的論述，更好地承傳先賢的衣缽。
由於唐朝是一個國際型的帝國，顯然未來的唐代研究必然會帶有綜合中外的特點。進一步研究唐朝與北韓、日本、越南、印度、中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往來，有助於從總體上把握交往的大局和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交流的細節。特別是文化史的研究，有很多不清楚的問題存在。例如，南北朝以來，彌勒信仰大盛，但是，對彌勒信仰在中亞地區的發育過程在我國似乎還較少措意。很多大乘佛典的形成也存在這樣的情況。深究《法句經》、《賢愚經》、《雜寶藏經》等的形成的來龍去脈，可能導致寫成東亞中世文化史。又如，在唐代，基督教、摩尼教的基本概念都傳到了中國。但現在令人感到，西亞地區宗教傳到唐朝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靈魂、救世，似乎還沒有提上研究的日程。摩尼教原典中至少有三個字表現靈魂，但在敦煌卷子中沒有一個確切的翻譯，不對照伊朗語文本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含義。對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將進入更深層次，這一研究深入下去，有助於大大豐富西方史學理論所提出的吸收論、涵化論。可以認為，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實際上是在唐代，而不是在明末清初。在宗教傳來的歷程中，人們往往更多注意有形的地理障礙(如中亞地區的崇山峻嶺，流沙鹽磧等等)以及氣候惡劣造成行人往來的跋涉艱巨。然而已有的研究表明，思維模式、心態結構等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交流困難一點也不次於山川的障礙和語言的隔閡。
西域壁畫等形象資料和豐富的出土文物，也同樣向以研究文獻為主的歷史學者既提出挑戰，也提供機遇。以往認為，佛教起源於印度，經中亞傳到中國，對其中的諸多文化因素缺少區別，好象一切都來源於印度。現在可以看到，無論是佛教藝術，還是漢譯佛經，都可以從中剝離出來不少非印度因素，如來自伊朗地區的因素。
其次，在日益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中，我國唐史學界可以在題材的擴大方面得到一些外界的啟示。在上個世紀，西方學術啟發中國史學研究思路的例證有梁啟超(1873-1929年)、夏曾祐(1863-1924年)揭出“新史學”，胡適(1892-1962年)參照西方體例編寫中國古代哲學史、文學史，顧頡剛(1893-1980年)等展開古史辯，等等。預料未來，啟發和借鑒將來自兩方面，既直接來自國外東方學和漢學，也間接來自不斷演變中的國外史學思潮。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我們看到，在中國和法國各佔重要地位的一份史學刊物幾乎同時問世。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於廣州；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三個月後，1929年1月15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費弗爾(Lucien Febvre, 1878-1956年)和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共同編輯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鑒》出刊。兩份刊物都存在至今，都有著輝煌的經歷。可供我們思考的是，不同語境決定了刊物的不同面貌。蔡元培(1868-1940年)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寫了發刊詞，指出歷史研究的對象已經擴大到“人類食衣住行的習慣，疾疫戰爭的變異，政教實業的嬗變，文哲科學的進行”。傅斯年(1896-1950年)以長文《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說明刊物的主旨、工作方式和計劃。傅氏回顧了古今中外的史學發展過程，特別是近代中國史學的進步與“退步”。傅氏提到了現代史學研究已經成為“各種科學方法之匯集”，這表明傅氏有其學術眼光。但是，傅氏強調“遵循亭林、百詩的遺訓”，“不疏通”，“不推論”，“照材料的分量出貨”。在中國的語境中，《集刊》遵循的是中國的傳統史學模式，這種模式更與德國蘭克(Leopoldvon Ranke1795-1886年)倡導的重視一手史料的實證學風相合，講究“一分材料出一分貨”；而晚於《集刊》三個月誕生的法國《年鑒》體現的是歐陸學風的轉變，奉行的是以問題意識開拓研究領域，“反叛”傳統史學的方針。
當時的法國學界和德國一樣，異常熱烈地辯論著什麼是歷史學的性質問題。1891年，維達爾‧德‧拉布拉什(Paul Vidaldela Blache, 1845- 1918年)創辦《地理學年鑒》；1900年，貝爾(Henri Berr, 1863-1954年)創辦《綜合史學評論》，都在為歷史學應與其它學科結盟鳴鑼開道。當時，法國學界的領銜人物莫諾(Gabriel Monod, 1844-1912年)、拉維斯(Ernest Lavisse, 1844-1922年)等雖然在他們的史學研究中並不排斥地理、文化、藝術的位置，然而，風氣丕變，他們被提倡多種人文學科的科際協作的新潮視為隻關心樹立“政治偶像”的人物。拉維斯的弟子、巴黎索邦大學教授、《史學研究導論》的作者之一瑟諾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年)更淪為新派所反對的一切事物的象征。1929年費弗爾和布洛赫創辦《年鑒》，正是因應時會，滿足時代的要求。這兩位富有才華和原創性的學者的通力合作，使年鑒學派的聲譽鵲起，年鑒學派提倡的學風的影響遍及世界。
法國年鑒學派受塗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年)的社會學的影響最深，側重整體的分析，社會的整合。我們看到，在課題十分繁多的年鑒學派的著作中，塗氏社會學的各種“規則”在研究中世紀史中也時時被派上用場。以塗氏的門生布洛赫的代表作《封建社會》為例，該書可以稱得上是塗爾幹式的著作，其中充滿了集體心態、集體意識、集體記憶、集體表像等塗派詞彙。布洛赫研究封建社會，也注意參照英國同行研究鄉村社會的著作，從梅特蘭(F. W. Maitland, 1850-1906年)、西博姆(Fredrick Seebohm, 1833-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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