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島夷：古代東亞與中國中古研究

　　臺灣逐漸變作一個美國化的「汽車社會」，人人一台車不再像二十年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了。相對地，大眾的公共資源卻被剝削、被再分配到少數人手中。這種有鮮明的剝削和被剝削關係的「汽車社會」竟大喇喇地出現在所謂「現代」的、「民主」的社會中，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我相信，汽車的「非人化」行為不是來自它們的主人，是這些非人的行為和現象該受到批評與指責，而非富於「人性」的人類。下文的「它們」，有時指汽車，有時連指汽車、車主及其行為。
　　汽車帶來的種種問題充斥在每個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臺灣尤其如此，如大都會的臺北尤甚。每天出門都得面對汽車對開放的空間感與和移動的自由權的無情剝削和殺戮的威脅，一則來自它們的隨意橫衝直撞帶來威脅，一則是來自它們的霸道的隨意停放，還一則是來自它們排放的有毒廢氣和無謂的熱量。依威脅生命的程度來看，可以將它們分作直接謀殺、間接謀殺、長期謀殺，每一則都可以判它們一生乃至幾輩子徒刑的重罪，甚至依常識「殺人者死」的唯一極刑都不為過。每個人受到「有車階級」的危害如此之深，如此之重，可它們卻一點兒事也沒有，為什麼會有如此違反常識的事呢？那是因為，「擁有汽車」被廿世紀的美國式「民主國家」視為基本人權之一，受到了政府和法律保障和支持它們的「特權」。有了汽車就意謂著擁有許多特權。這裡隨意拈兩三個例子給大家看看，各位有興趣也可試著隨時、隨地在路旁觀察幾分鐘，都可發現這些再平常不過的現象了。
其一。馬路不分幾條線路，由最右側至最左側常見的情形是：
慢車道，停在路邊的車子，停在路邊車子旁的暫停車輛（臺灣法律及俗謂的「並排停車」）或排班的計程車，還有塞在這兩排汽車旁的待轉車輛，然後是塞在其中的機車或腳踏車；接著是快車道，禁行機慢車輛，兩線道卻有排成三線的車輛行駛。
其二。在十字路口，有汽車要左轉，有汽車要右轉，有汽車要從最右側左轉，也有汽車要從最左側右轉，還有汽車要回轉，更有汽車在機車待轉區「待轉」或是停車，另有些汽車則停在公車停靠區甚至上了人行道停車納涼。

中國時報， 2007/06/14，A13版
記者:　白德華／台北報導
近日，河北省衡水市政協副主席劉家科向《燕趙都市報》展示了一部奇特的手稿。手稿作者何二是山東省武城縣呂洼村的光棍，沒受什麼教育，一生窮困潦倒。但他模仿《史記》，在後半生幾十年中，為村裡從清末以來的八十六個光棍立傳，總題為《光棍傳》，書稿約兩百萬字。
說起何二，劉家科說，因工作原因他曾多次去呂洼村調研，結識了生於一九○一年、相差近五十歲的何二，「酒過三巡後，何二話就多了起來，竟向我打聽《史記》！我的大學畢業論文做的正是《史記》。在這偏僻的鄉野間能遇到同好，連我都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何二對司馬遷特別崇拜，說這人了不起。他說，七○年代初，他曾和村子裏一個叫董耜的知青大學生交流讀《史記》心得。說著說著，他就開始非常流利地背誦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句子：「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雖萬被戮，傳之後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老光棍背古書，這太有意思了！」原來，何二的祖父是私塾先生，家中有一部《史記》。這書像傳家寶似的由爺爺傳父親，父親又傳給他。
何二數年前過世時，將書稿交給了劉家科。劉家科說，當時一看。書稿紙張五花八門，舊賬本、破舊毛邊紙什麼都有，甚至還有上墳用的燒紙，書寫工具也各式各樣。
劉家科展示三頁用劣質毛邊紙寫的底稿。三張紙用一段繩子裝訂著。封面用毛筆寫著「東二…」，第三個字是一枝斜著的樹枝。劉家科說，「這個斜樹枝是『歪』字。他不會寫這個字，也不會查字典，就自創符號來表示。」頁紙張上是為一光棍「東二」所寫的傳，文章如下：
「東二（歪），五歲喪父，七歲喪母，和奶為命。十七歲學王祥入水魚，孝。二十上運河發大水，背奶奶在(？)（搭）一個窩棚。深夜有一大烏龜來訪，不驚黃（慌），東二(歪)燒香供養。烏龜至明方退。二十九歲，祖母死，二（歪）于墓旁搭一窩棚，守孝三月。」括弧內為推測的字；內為圖畫文字；個別字未能識別。文中寫到「烏龜」，就畫一個小烏龜。
劉家科感嘆，何二寫的八十六個光棍，每一個都有鮮明個性，讀每一個都沒有重覆的感覺。他說，何二對語言的敏感是一種天賦，「他的白描功夫，讓我吃驚。」目前，河北省已有出版社對這本書感興趣。

沒有人性的臺北交通
　　住在臺北數十年，對於臺北的交通即便用深惡痛絕一句話，也無法徹底表達身心的痛苦感受。只能說，放任滿街的殺人機器隨意亂衝、亂停，臺北的交通真的是滅絕人性。
　　猶記三十年前，臺北市許多道路還有快慢車道的分別，分隔島也就是綠化帶，汽機車分道行駛。十幾年前臺北市開始進行了逐步「消滅」行道樹、分隔島，快慢車道的分別不見了，綠化的分隔島也不見了，人行道也越變越小。這個錯誤的政策在最近十年內因為環保意識的抬頭，才似乎讓主政者忽然醒悟而收手，不過也已來不及了。捷運的施工，又讓許多林蔭大道被消滅，繼和平東路之後，信義路的大王椰子只留存在臺北人的回憶中。
　　上述的觀察和問題仍只是十分有限和片面的。臺北反映的臺灣交通文化，已不只是交通問題，更是一個嚴重而複雜的社會問題。不知道臺北市政府、交道部尤其是交通運輸研究所這些交道主管和規劃單位，都做些什麼事去了？也從不見什麼總統候選人、民代候選人拿公共交通政策作他們主要的競選政見。不過我可以確定一件事，這些高官和民代絕對都是有車階級，甚至是有專門為他們服務的司機駕駛，他們也擁有特權，遇到交通擁塞可以請警察為他們這些大官開道。所以這些人永遠都不會知道實際交通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更不知民眾的痛苦。
　　我長期地作為公共運輸工具和摩托車的使用者，偶而也搭乘親友的小客車，和許多臺北人一樣，對於臺北的交通有著多面向的觀察與體驗，隨手即可拈出一推問題來請教這些大官和民代。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汽機車成長沒有規劃也沒有限制，政府也不系統地規劃公共運輸系統。如果照這些高官和民代還有許多有車階級的臺灣人的邏輯，臺北長久以往將會成為一個大停車場，什麼車子什麼特權也走不動；要想走得動，得把臺北夷平，所有土地都作為道路和停車場，恐怕也不能饜足人們對於擁有車子的無止境慾望。

最近幾次聽到一個問題，論文註釋中引用文獻的出版日期究竟要如何標示。很久以前，我也曾被同樣的問題所困擾。
從前在中小學的時候，學校就傳授了一套出版資料的註明準則，那大概是依循國立編譯館訂立的規矩吧。曾幾何時，這套規矩的推廣還未告成功，便先一鞠躬下台了。這實在也怪不得國編館，此地的習俗上自政府下至民間，都是如此。
還是回到正題去。註釋不知如何標明出版版次和日期，問題實源於引用文獻的版權頁。有一段時間，臺灣的出版品許多都有這種問題：明明只是再次重印，卻偏偏在版權頁上標著「第二版」乃至「第n版」。我還一度誤以為，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有的出版界陋習。但是經過一段時期的多方瀏覽與瞭解，才發現四九年以前的出版品未必有這種問題；四九年後臺灣的出版品也不見得都會出這種狀況。不過，似乎一九六○至九○年代之間的出版品發生這種狀況者不在少數，而且出狀況的出版者還不分大小。這個問題涉及如何看待版次。
事實上，如果書籍在第一次印行後未作任何內容修訂、增冊，若再次印行應視為「重印」而非「再版」或「第n版」。如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在第一版第一次印行後雖曾對部份文字和標點進行修訂，因未涉及內容的更動，因此再印行時的版權頁都僅註明「第2次印刷」、「第3次印刷」。因此，當論文在引用這些重印的文獻時，若依標準來作，應註明為「某某年某月，第1版第n次印刷」。但是現在註釋都採取更為簡明的作法，往往僅標明出版年，此時可作「某某年」意謂其最新出版年，或可作引用版次的初次發行年代。目前似尚無一定辦法。因此也有人引作「某某年、某某年」，前為本版初次發行年，後為引用者的實際重印發行年。

今晚九點（東京時間十點）NHK播出的特別節目「大化改新　被隱瞞的真相──飛鳥發掘調查」，以古代日本飛鳥京的考古發掘為中心，對文獻中記載的大化革新（日本稱為大化改新）進行翻案性質的重述。
結論很有趣，也很像一個一條通到底的述事小說，頗吸引人。以蘇我入鹿和天智天皇兩位人物的對抗為軸，時代為七世紀大化革新前後，重述了所謂大化革新並不如文獻所述那般，一開始即向唐代中國學習先進的文化；而是具有古代渡來人（朝鮮半島系）血統的蘇我家主持朝政下，古代日本一面倒地傾向百濟，經過保守派中大友皇子（天智天皇）的反動政變，再經歷與唐朝的白村江之戰後，終於再次轉向積極地向外學習的外交政策，從而引進了唐朝律令制度等政治制度在內的革新。
節目整體的製作品質相當好，其中最有趣的呈現不僅有考古現場探訪，更有高品質的動畫模擬重現，與臺灣交大模擬的唐長安城動畫相比，豈止天壤之別。還有天理大學雅樂部模仿當時自中國引進的流行樂「崑崙」的再現，真人置於復原的飛鳥京動畫中，歷史感十分濃厚。而對於飛鳥京模擬的對象是百濟扶餘城，以及天智天皇在白村江戰敗後恐懼唐朝入侵，在西日本及南方一帶廣設防禦工事的考古調查，一一都令人感到說理性和趣味兼備。
電腦動畫和考古說明之外除了訪問考古人員，還訪問了不同領域的重要學者，如以研究蘇我氏第一人之稱的門協禎二教授，他如古代日本外交史研究者森公章、森博逹和南韓忠南大學百濟研究者等，電腦動畫的製作均有中國中古考古研究者、奈良女子大學教授來村多加史及日本考古研究者的監督。
日本能，我們能不能？今晚公共電視播出了「打拼──臺灣人民的奮鬥」的歷史節目，顯然有心也能夠做出有相當品質的成果。不由得又想起，前些日子參觀故宮的「大觀」特展，重新裝潢的展場、外包的策展團隊，徒有最好的文物，新場地虛有其表，甚至連最基本的文物陳設與說明以及無關歷史專業背景的參觀路線的設計，都令人感到相當失望。

６５年前に消えた「北京原人」日本の皇居地下倉庫に？
  

 

 

 

 

韓國《中央日報》2006.09.28　社會版

北京＝チン・セグン特派員 

 

  ６５年前に消えてしまった北京原人の頭蓋骨の化石は一体どこにあるのか。候補地は３カ所に絞られた。
  昨年７月に設立された中国の「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捜索工作委員会」の楊海峰主任（委員長）は２７日、「資料に対する検討と現場調査の結果▽１９４１年まで頭蓋骨の化石が保管された北京協和議院▽天津医科大学▽東京・皇居の地下室－－など３カ所に頭蓋骨の化石がある可能性が高いという結論を下した」と発表した。
  天津医科大学は昔、米軍がとどまった６棟の建物を８２年に修理した際、地下でいくつかのコンクリートの箱を見つけたが、当時この箱を開けてみる適当な工具もなく、そのままおいておいたという建設関係者の証言によって候補地に採択された。
  東京の皇居地下室が選択されたのは１８年間、北京原人の化石を追跡してきた米国の専門家２人が最近脱稿した『黄金の武士』という著書を通じて「北京原人の頭蓋骨化石やそのほかの秘蔵物がすべて東京の皇居の地下室に隠されている」と指摘したことによる。
  日本のある考古学教授も昨年１２月に発表した論文を通じて「第２次世界大戦当時の憲兵隊報告書を分析した結果、化石は２個の箱に入れられ、北京憲兵隊から上海憲兵司令部に移された後、東京に後送されたものと確認された」と主張した。
  ◆北京原人＝１９２６年スウェーデンの地質学者ヨハン・グンナル・アンデルセンが、北京郊外の周口店石灰岩地帯で発見した歯の化石などをもとに、５０万年前に存在したものと確認された人間。４１年、真珠湾空襲が始まった直後、日本が中国内米軍基地を占領する過程でなくなった。 
  

　今年受到日本各大新聞媒體矚目的社會新聞之一，即高松塚古墳的保存問題。知名的鮮活高松美人及四獸圖因保存失當而產生霉斑及褪色等，再度引發日本各界對古墳壁畫的關注，尤其是對於壁畫的保護，從發掘當年的保存方式以及未來的保存方式等均有熱烈的公共討論。
　回過頭來看，時代早於飛島時代的高句麗壁畫古墳，高句麗後期都城的平壤各地古墳壁畫如安岳三號冬壽墓及德興里幽州刺史鎮墓、双楹塚等，出土的許許多多鮮明壁畫，據說也已失去了早年的光彩。當我們的目光再向北移、時間早到高句麗第二都城時代的所在地集安（輯安），此地著名的舞蹈塚、角觝塚等墓中壁畫，雖然也受到保護，其情形似乎更糟，被盜的被盜，遭到自然與人為損害的也不少。
　壁畫古墳保留了形同一手的七世紀以前的社會文化及生活的材料，包含了文字、圖像及墓葬型制等方面，不僅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也是史料的淵藪，更是一般民眾瞭解古代的鮮活物證，東亞古代壁畫及至墓塚的保存與維護實應受到各國的重視及協力保護。

　本場所的相撲開戰以來，許多選手諸如安馬、露鵬、黑海、白露山、高見盛、千代大海、豐真將、琴歐洲等均力圖表現，生氣蓬勃，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最能吸引人們目光的，仍舊是唯一的橫綱朝青龍明德殿。
　要成為橫綱，安定感是十分重要的，大關白鵬雖然在取綱之路上獲得極高期待，但是安定感不足，這一點看一看朝青龍的出賽就會令人立刻明瞭了。立合限制終了，兩位對戰的力士前衝、激烈相抵，不一會兒勝負揭曉了。僅看一回，不見得能夠看出端倪，或僅能歸結朝青龍的勝利是體型、力量的優勢；再看慢動作的重播，總是令人赫然驚覺，朝青龍似乎在快速流動的空氣和迅雷般的對戰中，凝視對手並看出對手下一步的動作，當下迅速思考並作出判斷和反應。這就不得不令人驚異，集中力的極致，朝青龍實在是兼具力量與智慧的力士，猶如天王般的面容，總是露出敏銳的目光，使人感嘆：「啊，這才是英雄呀！」即便相撲界的大前輩、現任理事長北之湖也不能不贊歎：「朝青龍はどういう相手と当たった時に、どう乗り越えるかを知っている。」也無怪乎，當許多日本相撲迷指責過強而獨霸的朝青龍是令相撲人氣不振的罪首時，也有許多人支持：雖然朝青龍一人獨霸的局面令其他力士的相撲迷有些不滿，但是現今的相撲界若是沒有了原本桀驁不恭的朝青龍，肯定是無法想像的。
　邁向再連霸之路，朝青龍，加油！

　師大附近有許多人文氣息濃郁的小舖，我較熟悉的是些書店，如水準書店、木石文坊、政大書城、舊香居、新化圖書、原泰安書店等等。近日得知有間文人茶舖名為趙州茶，經常有文人齊聚一堂吟咏。當然，我不是文人，對茶的興趣及瞭解也不如家中的老祖母，最令我感興趣的是茶舖年輕店主的興趣。
　店主大名黃議震，年過而立，除了有濃濃的文學及歷史興味，還有十分獨特別的收藏：書札，據說已有七萬封左右。這數萬封的書札中，有許許多多出自當代名人手筆，更要緊的是記錄了更多不為人重視的小故事，反映時代的「重大」小故事，更難能可貴地，持有這些書札的店主看重的就是這些小故事。這裡面有董作賓的日札及與子家書，有羅家倫與于右任為了窘迫生活不得不賣書的故事，有琦君、蘇雪林等作家的生活寫實，更讓店主與這些書札尚存世的作者建立了難得的特殊友誼。無怪謝稚柳等藝文耆老得知店主的這份興趣，特別題句「綴金集玉」為贈，這些小小的書札中寫進了許多人的一生，也將這個時代寫入。
　我的幾位朋友或以近現代史為專門，或是對近代掌故文物特感興趣，從他們口中可知他們對書札的看重，已故《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先生曾自許要創立個野史館，趙州茶店主大概都可為他們的神交之友吧。
進一步閱讀
黃茜芳，〈綴金集玉：黃議震的信札收藏〉，《藝術家》371(2006/4)，272-275。

《朝日新聞》昨日產經版報導了一則與書店和出版業有關的有趣訊息，這則新聞標題為：
「網路書店使書本『延命』　巨大倉庫代替了書架」
　報導中指出，以往在短時間內未能搭上暢銷排行榜、因而短命而絕版的書籍，是以往書店經營者的常識。新刊本上架半年銷售不佳，就將被撤架。不過，現在因網路書店的普及徹底改變了這種現象。由於書籍銷售「壽命」延長了，過去陳列新書的書架，如今漸漸被可以作長期大量庫存的大型倉庫所取代。日本不少書店已經如此著手，如東販在埼玉縣準備的物流點即打算以倉儲80萬件為目標，紀伊國屋則運用網路串連其60家實體門市的庫存，書籍庫存量經常保持在40萬種左右。當然，Amazon還是這場變化中的最大蠃家。
　就出版業而言，許多絕版的書籍也逐漸獲得復刊的機會，學術、教養類出版品為主的書店如老牌著名的岩波書店，出版情況也活絡起來。不過，這個現象使得大者恆大，小書店則經營規困難，去年一年即倒閉了約900間小型書店，約佔日本全國小型書店的5%。
　日本的情形對於臺灣的讀者乃至出版、書店業者，都是一個值得繼續關注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