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教授：海外華人 不是一個樣」
《聯合早報網》（新加坡）2007年7月8日
陳穎佳（文）鄔福梁（攝影）黃愛蓮（編輯）
國際知名學者王賡武教授經常被形容為海外華人研究領域的重要奠基和開拓者，他對當代中國的精辟見解深受國際重視。
王教授剛在本月1日卸下東亞研究所所長職務，日前他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透露，50多年前他開始學術生涯時，研究的是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代史完全沾不上邊。
王賡武是歷史學家，研究中國歷史，過去50年的學術生涯，也是中國近代史塑造出來的。
50多年前，當王賡武到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他選擇研究唐宋時期的歷史，他的博士論文還成為研究五代時期政治歷史的重要參考書。
50年後，王賡武多數的學術著作和公開演講，都和中國現代史和海外華人歷史有關。
王賡武笑著說：“我的歷史研究領域，跟著時代的腳步前進了。”
為什麼研究海外華人歷史？
王賡武解釋了他為何從中國古代史入手，轉而側重研究海外華人史和中國近代史。他指出，在上世紀50年代求學期間，正好是馬來亞緊急狀態的年代，中國大陸受到共產黨統治，對外封閉，對當代中國進行研究非常困難。
“每一個對中國有興趣，或者接受華文教育的華人，都被懷疑是左派分子，或者共產黨員。當局嚴格地監管1949年之後、在中國出版的書籍，要得到任何關於當代中國的資料根本不可能，對當代中國歷史進行研究并不可行。更何況，任何關於當代中國的研究根本不受歡迎。”
王賡武始終熱中於中國歷史，因此基於實際考量，選擇研究古代史。他最早的著作《南海貿易: 早期中國與南洋貿易史》談論唐朝之前，中國和東南亞的貿易。修讀博士學位時，他著重研究唐宋歷史。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期間，由於大學的歷史課程多著重於1500年之後歷史，他把教學焦點放在明清時代。
王賡武說，當他開始涉足明清時代的歷史時，逐漸對海外華人的歷史感興趣。後，他受邀在砂拉越廣播電台發表一系列關於外華人的專題演講，開始閱讀關於海外華人的研究。廣播演講系列受到熱烈反響，廣播稿還結集成書，在1959年出版《南洋華人簡史》。
“《南洋華人簡史》引起公眾矚目之後，我也開始為我的言論進行辯解，即便提及的論點并非我個人研究成果。我隨后開始對海外華人的課題進行嚴肅的學術研究。更何況，東南亞是海外華人的聚居地，在50年代，90％的海外華人住在東南亞。無論是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府，還是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都在努力爭取東南亞華人的支持。”
王賡武聲明，他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運用中國歷史的學術背景，探討海外華人的課題。由於在東南亞出生、成長和受教育，個人的歷史與東南亞息息相關，對東南亞華人的課題深感興趣。
王賡武告訴記者，當他看到外國學者把華人形容成“一個樣”，他都感到非常難過，因為這種以偏概全的敘述，根本就是歪曲事實。
他指出，一些暢銷書的作者在他們的著作中，刻意突出華人的犯罪行為，就是利用外國人對華人的偏見。
“醜化華人的書籍在西方非常暢銷。他們以聳人聽聞的方式，把華人形容成奸商、非法移民和黑社會分子，以此說明全天下的華人都從事非法勾當。”
王賡武說，他從事海外華人研究50年，一再說明不同地區的華人都不一樣，絕對不能混為一談。
他指出，逃到澳洲的數十萬名越南難民當中，將近一半是華人。由於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和語言，這些越南華人難民無法和已經在澳洲定居的華人相處，而且商場上還成為激烈的競爭對手。
“這些越南華人難民并沒有因為他們是華人，而獲得澳洲華人的同情。”
各地華裔專業人士能助中國改善國際形象
王賡武教授認為，各國的華裔專業人士將成為華人社群和世界接軌的橋梁，并且通過相互的溝通和交流，展現華人文明優雅的一面，有助於扭轉中國的負面形象。
王賡武在訪談中探討了海外華人的未來發展趨勢。他指出，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華裔專業人士，接受了相近的高等教育，接觸共同的專業知識。他們學習了同樣的經商策略，接觸同樣的科技，累積共同的專業用語，承認彼此的專業精神。
“新一代專業人士使用國際通用的專業詞匯，談論同樣的司法、科學和社會科學概念，并沒有溝通障礙。在高層次的交流當中，華人的種族認同并不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王賡武說，這種趨勢是在過去十多年逐漸形成的，與以往不同國家的華人社群無法溝通的局面截然不同。
他指出，在20世紀之前，移居到東南亞的華人多數是貧農，受教育的人不會離開。現時今日，情況剛好相反，貧困者無法離開中國，但是學業成績優秀、家境富裕的華人到世界各地深造和工作，華裔專業人士的交流更加頻繁。
王賡武相信，能夠彼此溝通的華裔專業人士一旦發揮影響力，有助於糾正中國過去一百年的負面形象。他指出：“1949年之前，國際社群看到了腐敗、分裂的中國﹔1949年之後，國際社會認為中國是一個令人害怕的強勢國家。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將能改變這個印象，展現華人是有文化素養、受教育、具備全球觀的族群﹔他們將協助中國擺脫灰暗的過去，走向一個國際化、文明，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的未來。”
王賡武指出，過去15年，新加坡在促進華裔專業人士的溝通方面已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許多中國學生到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到世界各地發展，使新加坡在全球建立了一個可觀的聯絡網。
他說，每名新加坡人都有潛能加入這個全球化的華裔專業人士網絡。然而，有效掌握中英文的年輕新加坡人并不多，究竟有多少人能夠成為連接中國和外界橋梁的一分子，就不得而知。
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需要中西背景學者
由於中國政府對社會科學研究抱有戒心，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學者將繼續面對問題。
王賡武談到東亞研究的未來趨勢時指出，涉及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研究，會觸及敏感課題，因此中國政府對社會科學研究感到不自在。相比之下，由於人文研究與中國文化有所關聯，中國官方對人文研究的態度較為開放。
王賡武說，中國政府意識到社會科學由歐美學術界主導，關於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被西方的政治和社會價值觀影響。
“留學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學者不難發現，他們在歐美吸取的經驗固然寶貴，但是可能成為一種障礙。他們回到中國進行研究的時候，必須根據當地的現實情況，調整研究手法。”
王賡武指出，中國有一些新一代的社會科學學者，在歐美國家受教育，同時了解中國的現實情況。他們對中國進行研究的時候，不會過於依賴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同時認識到中國現有體制的缺陷，而不是生搬硬套地運用西方學朮界提倡的理論。
“許多西方學者會使用自己的標準評定中國，指中國這個做得不對，那個做不好，（這）根本沒有幫助。世界根本不是這樣﹔中國的當地情況和其他國家非常不同，就算有什么不足之處，不一定要根據西方國家的標準來改革。”
王賡武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需要具備西方和中國背景的學者。這些雙重背景的學者了解當地的現實情況，切實地運用在歐美國家所累積的知識。
是否應開辦人文大學 要看社會成熟度
王賡武教授對新加坡人文教育的發展前景感到樂觀。至於我國是否有必要開辦小型人文大學（Liberal Arts College），就要看本地社會能否接受人文大學的教育模式。
國際學術咨詢團去年12月建議新加坡政府考慮設立偏重人文科、以教學為主的私立小型人文大學。學朮咨詢團主席陳慶炎博士上個月在瑞士學術會議發表演講說，我國必須增加大學學額，其中一個途徑就是開辦小型人文大學，教育方式與現有的三所大學截然不同。
是否開辦需謹慎考慮
王賡武受訪時指出，新加坡過去5年非常積極地推動人文與社會科學。此外，由於新加坡的經濟條件良好，可以兼顧科技發展的同時，推動人文和美術教育。新加坡已經具備設立人文大學的客觀因素。
他認為，現有的三所大學其實都能提供全面的人文教育，至於是否有必要開辦一所截然不同的大學，還需謹慎考慮。
“開辦人文大學需要獻身、謹慎，而且人們必須了解人文大學的意義。人文大學并不是進行職業培訓的學府。開辦人文大學之前，我們必須考慮清楚，也要接受這種教育方式。我們總不能辦了學校之後，責問畢業生：‘你為什麼這個不會做，那個也不會做’吧！”
王賡武指出，人文大學并不會為學生提供專門的職業訓練，而是提供全面的教育，讓畢業生自由地在人文、社會科學和理科領域發展。人文大學的學生通常畢業之后，才選擇發展志向，例如：到法學院或醫學院修讀專業文憑。
王賡武說：“本地社會能否接受這樣的教育制度嗎？我不太確定。”
他指出，三所本地大學都提供一定程度的人文教育，教學方式和人文大學不同。國大在人文教育方面已經奠定了基礎，只要調整課程結構和教學方式，進行改組，也能為學生提供人文大學的教育體驗。
他認為，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由於畢業之後不必急著找工作，更有可能從人文大學的教育中受惠。
年輕人應該修讀歷史
談到歷史教育的前景，王賡武認為，年輕人都應該修讀歷史，而且歷史知識尤其能激發創意。
“深遠的視野能激發創意的思維。如果你只把目光集中周邊環境，你的發展空間非常有限。就如科學和地理，讓我們更深入認識外在環境，歷史開拓我們的視野。”
他指出，年輕人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學習如何發掘新事務，如何証明言論的真偽，如何拆穿別人的謊言。
“納粹德國領袖希特勒編織了歷史的謊言，來達到他的目的。以前，政府控制所有的信息，人們無法查証希特勒的言論。一些德國歷史學家知道希特勒在撒謊，但是公開批評希特勒的時候，當然受到傷害。在一個健全的社會，當任何人使用歷史來撒謊，每個公民都有能力証明這個人在撒謊，有權利糾正這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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