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獨孤及撰，劉鵬、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
瀋陽：遼海出版社，2007年12月。平裝，32開，480頁。ISBN：9787807116752。
序
蔣寅
曹丕《典論·論文》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後世固不乏回應者。但更多的人似乎還是覺得，文之傳不傳有幸與不幸。清初計默《蔣石林先生遺詩》序雲：“默嘗縱覽古今才人，其文辭之傳與不傳，與夫傳諸當世或曆久傳佈人間，凡遲與速皆有數存焉。”這是說作品傳世與否有一定之數，不以人的願望爲轉移。清末蔣慶第《友竹草堂隨筆》又說：“文可以傳，竟無命以傳；文不足傳，竟僥倖以傳。天道本有如此參差，無如何也。”這卻是說作品的流傳有很大的偶然性，殆與成就無關。這種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實在不好說，但起碼用在獨孤及身上是合適的。自幹元三年（760）蕭穎士下世，李華因受僞職的污點隱居不出，整個代宗一朝，獨孤及事實上是最有影響力的古文作家，門下培養出包括朱巨川、高參、趙璟、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梁肅、權德輿等名士在內的一大批優秀作家，“天下謂之文伯”（梁肅《獨孤及行狀》）。他的作品，身後經弟子梁肅編集，流傳到宋代，據趙望秦先生《〈毘陵集〉板本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第2期）一文考，成書于南宋度宗鹹淳四年（1268）的《鹹淳毘陵志》卷七獨孤及傳已載“有文集刊於郡齋”，但世罕流傳，直到明代吳寬自內府抄出，世間方有傳本。即便如此，在趙懷玉亦有生齋刊本問世前的三百年間，《毘陵集》仍只是少數藏書家擁有的秘笈。而趙本行世之後，其書雖通行於世，卻論及者寥寥，迄今研究論文不過幾篇而已，在唐代著名作家中可以說是個異數。一個作家的顯晦，果真冥冥中有真宰主之麽？獨孤及的文學創作，爲什麽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呢？
獨孤及師從于蕭穎士，其文章之學也淵源于蕭穎士、李華一輩作家。在爲李華文集作的序中，獨孤及說：“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複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托諷，然後有歌詠；美敎化，獻箴諌，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敍、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于時文士馳騖，颷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檢校尙書吏部員外郞趙郡李公中集序》）參照梁肅《毘陵集後序》的記載：“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寛而儉，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複覩兩漢之遺風。”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蕭、李等人在扭轉文章風氣中的作用和獨孤及對其文章觀念一以貫之的繼承。據梁肅說：“初，公視肅以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以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雲爾。吾子可以共學，庶乎成名。’”這又透露了獨孤及文章取法兩漢的具體路徑。在初唐到中唐文章的發展中，獨孤及可以說是個很重要的人物，門戶的廣大、品德的純粹和在扭轉文章風氣中發揮的實際作用，使他在當時贏得舉世的敬仰，文章也獲得很高的評價。
然而時過境遷，後人論及他的古文，看法就有分歧了。近代以來，推崇者如聞宥，論李白小品文，曾舉獨孤及來對比，說太白小品文“持以與獨孤常州並譚，則培塿之與山嶽矣”（《野鶴零墨》卷三），可見他對獨孤及文章的評價是極高的。而同爲晚近論者，王禮培論歷代文派，卻認爲“獨孤及文貭相輔，能以氣勝，而稍窘邊幅，未能弘毅”（《小招隱館談藝錄》卷四）。平情而論，獨孤及的創作實績與他的聲望大概是有些距離的。他行文的流於熟套，語言的食古不化，雷同表達的反復出現，無不給人以因襲陳言、惰於獨創的印象。這不只是個寫作習慣的問題，當然也與才情相關。一個才氣勃發的作者是絕不會滿足于陳陳相因，重復前人和重復自己的。這究竟屬於獨孤及對“兩漢遺風”的理解問題，還是高遠的理想和實際才能之間有距離，還有待深入研究。我的感覺是兩者兼而有之罷。
獨孤及也能詩，雖然不太爲人稱道。他的詩歌創作缺乏強烈的表達欲望，同時也看不到追求獨創性的創造興趣，藝術成就平平，讀後很難給人留下鮮明的印象。不過，若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他的詩作也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散文化的傾向。首先，集中有七首標明“代書”之作，全是一味地敍述，毫無詩意的表現，不僅內容是散文化的，語言也很散文化，層次清楚，意思明暸，卻就是沒有詩味。其次，集中多長篇古風，平鋪直敍，散文化的句法和虛字層出不窮，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他對散文敍述的執著愛好。另外，他的詩像其文章一樣也有食古不化的傾向，許多老化、僵死的詞語雜出詩中，讀起來讓人覺得有點陳腐。更兼對韻律缺乏起碼的關注，致使他的詩節奏平淡，音韻枯啞，總體給人對詩的特質——感覺和語言的生新都不太在意的印象。這客觀上使他成爲開闢以文爲詩之路的杜甫和韓愈之間的一個過渡性人物，當然，在他身上體現更多的是以文爲詩的負面效果。這或許是我們討論盛、中唐詩歌演進時應該留意的一個問題。
對獨孤及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評價應該留給學術界，這裏再談一下《毘陵集》的整理問題。
梁肅編的《毘陵集》二十卷本，著錄于《新唐書·藝文志》。彭叔夏校《文苑英華》參照的別集應該就是此本。元代以後不見流傳，幾近亡佚，幸虧明代藏書家吳寬從內府抄出，才複現於世。這在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六“毘陵集”一條有記載。吳寬抄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每卷目錄後接正文，後歸葉奕所有，葉氏曾手校，每卷後都寫有一兩行小記。1923年傅增湘獲見於古書流通處，誤以爲是清初寫本（《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二）。趙懷玉亦有生齋刊本即以之爲底本，據趙懷玉說：“是集從歙縣鮑君廷博假得，爲長洲葉氏奕所藏，明吳文定寬在東閣時錄出之本也。葉以趙氏吳岫本、馮氏曹甲本互相參校，自詡完書。披覽甫周，訛舛百出。病餘多暇，悉意勘讎。落葉漸掃，珠船屢獲。”應該說，《毘陵集》能流通于世，趙懷玉功不可沒。他的校勘、輯佚工作，在當時的條件下應算是比較好的，遺憾的是他畢竟不是唐代文史專家，從古籍整理的角度說，他的校勘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有遺漏，而且未作理校，後者對於《毘陵集》乃是更迫切需要的。
近人對《毘陵集》的考訂和整理發軔于著名唐史學家岑仲勉先生，他在《唐集質疑》中不僅考訂了獨孤及行年，還注意到《毘陵集》中的干支訛誤，並舉出若干例證。羅聯添先生撰《獨孤及考證》（《大陸雜誌》第48卷第3期），將獨孤及生平事迹梳理得更爲清楚，並爲部分作品編了年。我當年做戴叔倫研究時，發現《毘陵集》干支之訛遠不止岑先生指出的那些，即發願將來要徹底作一番清理。做博士論文時，我參考羅先生的《獨孤及考證》，就研讀所及，對獨孤及文章繋年作了一些訂補，後又寫作了《作爲詩人的獨孤及》一文，均收入《大曆詩人研究》中。後來我的學術興趣雖轉向清代詩學，但整理《毘陵集》的夙願一直耿耿於懷。畢竟淵源有自、完整流傳至今的唐人別集寥寥可數，《毘陵集》保留了大量的唐代文學、史傳資料，無論從哪方面說都是不容忽視的。令人遺憾的是，十多年來，除了趙望秦先生發表《唐文學家獨孤及生平二事祛僞》和《〈毘陵集〉板本考略》二文，獨孤及似乎已被學界忘卻了。
劉鵬、李桃這一屆碩士生入學後，我有意讓他們通過整理古籍在文獻學方面打一點基礎，便想到了整理《毘陵集》。對於入學年余的碩士生來說，這個課題未免太艱難，好在並不是白手起家，先行研究已打下良好的基礎。經過一個多學期的勤奮努力，他們不僅做完了校勘和注釋工作，還在獨孤及生平、作品的考證上取得一些新成果，使作家的生平事迹更加清楚，作品繋年更爲準確。我反復校閱文稿之餘，也獲得不少知識，對獨孤及詩文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時還訂補了自己過去的研究。比如卷十七《金剛經報應述並序》一文，昔年羅聯添先生繋于永泰元年（765），以爲文中“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吿”，應是歲在乙巳之誤。我在《獨孤及文繋年補正》中據《舊唐書·魏少遊傳》載少遊大曆二年（767）四月出爲洪州刺史、江西團練使，大曆六年（771）三月卒，以爲文應作於大曆二年至六年之間，蓋乙酉爲己酉之誤，故改繋於大曆四年（769）。這次看稿子再檢兩《唐書》本紀和魏少遊傳，卻見《舊唐書•代宗紀》明載大曆四年二月辛酉，江西團練使魏少遊來朝，三月庚寅封趙國公。《金剛經報應述並序》稱魏官洪州牧、刑部尚書、禦史大夫而不及趙國公，當然是作於三月間，不禁爲當年失之眉睫而啞然自笑。
《毘陵集》干支訛錯極多，這次校注，我反復叮囑兩位作者，對書中每一個干支都要仔細檢核。他們在岑先生和我的考訂之外，的確又發現了一些錯誤。這番徹底的理校，使本書的校勘水平明顯提高。注釋方面，無論對典章制度、名物的考釋還是對語詞的訓詁，都相當綦詳，足見兩位作者用功之細。相比之下，對詩文所涉及人物的考證則稍嫌簡略，還可以進一步考索。書中的問題當然不止這一點，作爲導師和審訂者，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懇請有關專家不吝賜教。責任編輯柳海松先生仔細審閱書稿，並提出詳盡的修訂意見，爲完善本書的校注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這是不能不提到的，謹志於此並致謝忱。
蔣寅
二○○六年九月一日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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