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議名稱：「中國軍事史學術研討會」
日 期：2007年10月25日~30日
議程、內容及評論摘要：
開幕式：
10月26號上午9：00會議開幕 主持人：趙國華
趙國華教授致辭：趙國華教授簡要地報告了會議的籌備情況，並向大會介紹了與會的專家學者。並且闡明了本次會議的目的是交流學術，增進友誼，加強合作。
李向農校長致辭
劉春志教授致辭
上午10：00 第一場報告 主持人：龔留柱
報告人：何平立
報告題目：略論先秦巡狩的軍事意義
報告內容：中國古代的巡狩往往帶有很強烈的軍事色彩，而非後世人所描述的聲色犬馬、風花雪月的遊幸活動。巡狩大致起源于上古軍事民主制時期部落聯盟首領對各地的武裝巡視活動，是武力稱霸、威懾四方、強化聯盟的重要舉措。至夏、商、周時期，巡狩又逐漸演變成在強大武力後盾下，王對部族、方國及諸侯封國巡察、征伐的政治軍事活動，並成爲維護制度秩序、控制天下、安定邦國、鞏固王權的統治方式。東周以後，巡狩不僅突出了對行政功績的視察，而且凸顯了政教倫理色彩，是文治武功諸多文化觀念的象徵載體。究其變化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巡狩天下是大一統意識的體現，也是人們在動亂的社會秩序下追求安定的表現。二是巡狩制度也是統一國家行政制度的表現。秦漢以後，巡狩則越來越多的帶有政治軍事色彩，都有一定的軍事目的。本文首先探討了巡狩制度的起源，認爲巡狩制度起源於上古部落聯盟時期，是原始狩獵活動的産物，繼而探討了巡狩制度在先秦時候的演變，及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報告人：倪樂雄
報告題目：農耕社會軍事思維的超越——儒家戰爭觀與現代軍事技術之間的艱難對話
報告內容：戰爭的決定因素是武器還是人，對這個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但這其實是個僞命題，因爲先進的人生産先進的武器，人與武器本是緊密相關的兩個因素，因此，這其實是一個命題。武器是戰爭的決定因素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到了中國後，此觀點被扭曲了。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提倡以農村包圍城市，共產黨佔據農村，依靠的是原始的生産力，而國民黨佔據大城市，也就佔據著相對先進的生産力，但是戰爭的結果是國民黨失敗了。因爲共產黨佔據這民心。在中國，民心決定戰爭勝負這一傳統的儒家觀點一直有效，而馬克思主義觀點到中國後則遭到改變。傳統儒家的核心是仁，因爲在原始生産力中，投入戰爭中的兵力的多少直接決定這勝負，而兵力的多少則是直接由民心決定的，所謂得民心者的天下，而仁政則是獲取民心最好的辦法，所以儒家一直以仁政爲本。但是儒家這一傳統的理念在近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瓦解，近100年來，傳統儒家的戰爭法寶在逐漸走向失意。
評論：
陳峰：戰爭的決定因素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變化，古代中原王朝往往具有先進的生産力，先進的武器和充足的兵力，但是在與相對劣勢的遊牧民族的戰爭中經常處於劣勢。因此說武器先進與否往往不能決定戰爭的成敗。在古代中國，王朝的政治能力、軍事戰略運用是否恰當、軍心如何往往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
倪樂雄回答：古代時的戰爭與剛才所說的國共戰爭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在王朝滅亡之時，政治的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在討論問題時往往要有一個預設的前景，也就是在作戰雙方情況基本相同時才能有效的討論這個命題，才能凸顯武器或是人的重要性。並且北方少數民族作戰效率比中原王朝高，並且在不斷的衝突中學習了我們先進的生産力，從而更加加強了其作戰能力。
劉春志：毛澤東說人是戰爭的決定因素。這裏的人指的是人對戰爭的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對戰爭的影響。當戰爭雙方處在同一水平線上時，人才成爲戰爭的決定因素。並且人本身沒有先進之分。
董恩林：這裏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對於先進的人很難界定。二是先進的人不一定會掌握先進的技術。
龔留柱：這裏對戰爭的勝利也要界定，戰爭的勝利到底指的是短暫的勝利，還是放在長時段考察下的勝利。比如，秦朝統一六國後，我們可以說秦朝勝利了，但是在長時段的視角下，秦建立後很快有滅亡了，那麽，它還是沒有最終的勝利。這裏對戰爭的勝利的界定很重要。
報告人：徐衛民
報告題目：《尉僚子》軍事思想研究
報告內容：下面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秦國騎兵産生的時間。秦國的騎兵大致産生于秦穆公時期。秦國本身處於戎狄雜處的地區，需要有騎兵來保衛國家的安全，因此，秦國有及早建設騎兵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二是騎兵在秦國軍事發展史的地位問題。從秦始皇兵馬俑的出土情況來看，騎兵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當時秦國與六國交戰的主力還是車兵與步兵，因此，我們不能過高的估計秦國騎兵在其軍事發展史上的地位。
評論：
龔留柱：目前學術界主流的觀點是認爲中原地區的騎兵産生于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因此徐衛民先生提出的觀點還是比較新穎的。
劉慶：首先是對騎兵的概念的界定的問題。甲骨文中所說的“騎”與戰鬥部隊中的“騎”是有差別的。另外，秦國“籌騎兵兩千”，這裏的兩千騎兵到底是不是秦國自身的騎兵，這是一個問題。這裏很有可能是打仗的時候依附于秦國的遊牧部落所出的騎兵。其次，我們所認爲的騎兵到底是以什麽方式作戰的呢？我們知道，只有發明了馬鐙，士兵才能長時間的騰出兩手來作戰，否則只能是短時間的射箭，而不能手持長兵器長時間連續作戰。
陳相靈：首先《尉僚子》爲什麽能夠選入《武經七書》。其次，《尉僚子》是《武經七書》中唯一不是以研究現實對策爲中心內容的兵書，它只是著重討論了治軍的問題，這對宋朝人很重要。
徐衛民回答：秦穆公時期擁有兩千騎兵完全是可能的，本人主張秦人是從東方遷徙過去的，並且親人善於養馬，要稱霸西戎也必須有騎兵，因此，秦穆公時完全有可能建設一支騎兵。關於馬鐙的問題，在秦俑中是沒有馬鐙的，但是有馬鞍，對於一支軍事素質過硬的騎兵隊伍來說，依靠馬鞍也可以手持長兵器長時間連續作戰。關於《尉僚子》爲什麽能夠選入《武經七書》的問題目前還沒有研究，但是其思想主要在秦國得到體現，因此完全可以作爲秦國的軍事思想來研究。
報告人：劉韶軍
報告題目：中國古代戰爭中的屠城問題
報告內容：在古代，只要有戰爭，就會有屠城問題。不論是正統王朝的將領，還是民間起義軍，還是後來通過武力取得了國家政權的人物及其軍隊，都會有屠城之舉，可以說，屠城是古代戰爭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其起源大致可以追述到商周之際。對屠城概念的界定主要包括一下幾個方面，一是軍隊在攻克某一城鎮後大肆屠殺，這種屠殺沒有限制與軍事目的。二是在屠殺過程中殺的不是軍人二是手無寸鐵的百姓。三是要麽是15歲以上男子盡殺之，要麽是不管男女老幼一律屠殺。四是在屠殺過程中是非常血腥殘忍的，殺百姓如同殺牲口一般。五是屠殺百姓人數衆多，動輒上萬甚至十幾萬。六是所有財務搶劫一空，並燒毀城池，使其完全毀滅。七是屠城的結果必然造成屍骨遍野的無人區。從最可靠的文獻記載來看，從戰國到近代，屠城的問題都是存在的。這本身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並不與某位人物的道德、品性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不能簡單的以是否屠城來評價某位人物的道德優劣或其他問題。對於屠城問題的強烈譴責，應始於明清之際，其心裏根源來自于國亡於異族之痛。近代之後，多次戰爭中均有屠城，我們在評價戰爭中不能忽視這個問題。社會發展到現在，文明程度高度發達，我們不能在容忍屠城行爲的出現。
評論：
龔留柱：軍事史研究中，古代軍事倫理是一個盲點，因此此文章的提出是很有意義的。
吳琦：人們對屠城現象的譴責起源於明末清初，這以觀點是正確的。其原因出異族入侵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明代以科舉取士，此後，士人逐漸成爲地方的主導力量，有著強烈的地方認同感。清兵入侵後，那些抵制清軍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士紳。清兵大舉屠城損害了當時士人的地方情感，因此，明末士人強烈譴責清兵的屠城。
倪樂雄：我們應該把屠城與守城聯繫起來看。守城之時，守城的百姓實際上成爲了後勤部隊，成爲了守城防禦體系的一部分。所以在城池被攻克以後，入侵者肯定要殺掉百姓，這本是一個遊戲規則問題。一般來講，投誠的則不殺，被攻克的則要屠殺。因爲屠殺後才能享用對方的財務資源。
李興斌：屠城問題也可和戰爭起源來研究。原始戰爭本來就是爭奪土地、財物資源的戰爭，那是是沒有道德評價的。但是如何定位評價明清以後的屠城問題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從歷史來講，敵對雙方爲了爭奪民心，對屠城問題還是有一定的約束的。
劉慶：如果擴大此問題，還可以結合少數民族來看。蒙古人就會殺掉敵方15歲以上的男子，並且男子一到15歲就會被殺掉。這其實是取消對方威脅的一種方法。
陳峰：古代爲什麽會屠城？一是抱負，二是震撼。明末士人與中古士人不同，他們接受了更多儒家價值觀的熏陶。唐宋變革後，士人們的價值觀優劣顯著的飛躍，因此，在軍事倫理的考慮上與以前則會有很大的不同。
陳相靈：從軍事倫理的角度考慮，屠城問題不不能分爲古代和近代的，也不能把少數民族和中原民族分開看待。因爲在任何時候屠城的性質都是一樣的。儘管屠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都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龔留柱：屠城是中國古代戰爭中的普遍現象，但是對屠城的譴責不一定開始於明清之際。道德譴責自古就有，否則級把中國軍事倫理思想看的過於淡薄了。
10月26號下午14：30 第二場報告 主持人：黃今言
報告人：陳相靈
報告題目：中國古代戰略決策的戰略體系
報告內容：戰略決策和資訊體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古代，中國有豐富的戰爭時間和決策活動孕育了多元、多層次的資訊體系。本文通過剖析這一體系的構成部分，闡述了“用間”在資訊決策中的地位。首先，從用間的資訊體系這一特點來看，當時的間諜既是情報的收集者，又是起到的謀士的作用，這和我們今天是有很大區別的。其次，古代依託國防設施構建的軍事偵察與傳遞的網路優勢是非常明顯的。最後，古代行政的資訊資源是非常完善的，對決策起來很大的幫助。古代的這種用間的資訊體系對現在是有很多啓示的，一是人在情報體系中的地位沒有改變，二是，我們需要建設健全的資訊平臺。三是怎樣利用國家的資訊系統爲軍隊服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另外，在中國軍事歷史的發展中最重要的是兩件事，一是馬政建設，這一舉措使我們的民族走向強大。二是火器的使用。宋代火器使用之後，軍事上並沒有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其軍事防禦變得更加保守了，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
評論：
陳濟康：古代孫子很重視用間。
劉春志：情報與資訊實際上是一個東西。
報告人：劉占成
報告題目：秦國軍事制度初探
報告內容：秦國軍事制度的基礎和核心應是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爲重本抑末、軍功爵制和尚武精神。在各國的變法中只有秦國的軍功爵制貫徹的最徹底，也是最成功的，正是因爲有了軍功爵制和尚武精神，秦國才逐漸強大，擁有了統一六國的實力。從秦始皇兵馬俑出土的情況來看，秦國時有著嚴格的軍事生産制度，其兵器實用性很強，工藝非常精湛，其標準化的程度非常高，誤差很小。從管理制度上來講，秦國軍事實施三級（也有人說是四級）管理制度，已經很是完備了。從軍事制度編制來看，兵權集中與王一人，實現了軍權的大幅度統一。從徵兵制度上來看，男子17歲便登記。但是登記不一定就當兵了，從秦俑的體態上來看，秦軍士兵應是經過了嚴格的體檢方能入伍的。當然此處還有16歲說，15歲說等等多種說法。因此我們認爲秦國軍事制度的基礎和核心是商鞅變法。
評論：
黃今言：這裏還有一些問題需要我們來討論。首先，在秦國存不存在太尉？這是研究這一問題不能回避的問題。其次，到底是15歲還是17歲開始服役？另有16歲說。這裏便涉及到兵力多少的問題。最後，在如今武器裝備屬於軍事技術範疇，那在古代到底是算軍事技術還是軍事制度呢？
毛元佑：秦朝的建立確立了中國傳統的防禦性的軍事戰略，並且確立了高度集權的軍事領導體制。這是秦國軍事最重要的意義。商鞅變法確立了秦朝的一些軍事制度，但是不能說是軍事制度的核心。
劉慶：秦朝統一的原因是什麽？是軍事技術還是軍事制度還是戰略戰術的原因，抑或是綜合的因素？另外軍事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軍事史文獻中，更應重視出土文物和實地考察。
趙國華：首先，要明確秦國不是秦朝，而是建立統一王朝前的秦國。商鞅對秦國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從商君書和韓非子中可以看到其中多體現爲集權思想，這是很不好的。但是商鞅能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這是其可取的地方。商鞅將秦國國政濃縮爲農戰二字。商鞅強調重視農業生産，只有農業生産提高了，經濟才會得到快速發展，這樣才有了取得戰爭勝利的保障，才能享用更多的軍事資源。更多的資源可以促進農業生産的進一步發展。秦能實現統一是與這種制度分不開的。制度包含很多內容，僅從軍功爵制來看，這種制度能保證國民在戰爭中的積極狀態，可以更好的進行全民總動員。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黃今言：兵馬俑還有一個定性問題，其陣形到底是怎樣的排列？左中右？還是前中後？
毛元佑：三軍就本質上講就是一個陣形的問題。
倪樂雄：土地是中國人心中認爲最根本的地方，講土地問題與戰爭聯繫起來大大激發了人們的鬥志，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劉慶：解放戰爭中最重要的一項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其本質上是一樣的性質。
劉占成回答：首先我們認爲秦國是存在太尉的。根據兵馬俑的出土情況來看，士兵多身材魁梧，留有鬍鬚，是成年男子的標誌。因此我們還是堅持17歲說。文獻中的記載不可輕信。秦國主要是以武力統一中國，軍事上佔有很大的原因。現金我們基本上已經否認了四號坑的存在，那只是清代時的一個坑。
武玉林：一般入伍的年齡都是根據戰爭需要來定的，秦國也不例外。其次，秦國過分強調了政治目標而忽視了道德教化，使社會一直出於一種告訴運轉之下，這才導致了秦二世而亡。
26日下午16：10 第一場專題討論 主持人：劉慶
討論題目：中國軍事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方堃：首先，話語的標準不統一。軍方和地方在研究中各有各的缺陷。軍事歷史研究研究必須是軍事與歷史兼顧。比如剛才所討論的秦代兵制是從15還是16還是17歲開始服役的這個問題，這本是一個很細微的問題，但是這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支撐，就是這是社會動員力的反映。也就是說軍方與地方在很多問題的考慮上的切入角度不同。其次，現今的研究中有一個普遍的缺憾，就是缺少從大處著眼所做的評價，這涉及到很多歷史問題評價的出發點。比如剛才毛元佑先生所講的秦代軍制的形成爲中國軍制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一觀點很正確，這是在秦大一統的形成過程背景下的戰略傳統問題，若能從大處著眼則能加深研究的深度。
劉慶：軍方與地方的對接已經在幾年前開始努力，地方學者的優勢主要體現在軍事制度史的研究上，而軍方則更重視戰爭過程、指揮等問題的討論。軍事歷史學的研究不能照抄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其中有共性也有異性，比如古代戰爭的研究必須要到古戰場進行實地考察，在方法論上要借助很多其他資料。
劉長林：軍方與地方的研究不同，這一背後現象的原因是什麽？其背後的理論依據、話語結構、現實考慮都各有什麽不同。我們是否可以借助後現代的相關理論重新看待軍事歷史研究。軍方與地方是兩個系統，其所服務的社會現實不同，所奉行的理論也不同，其考慮問題的著眼點也必然不同，這是話語權的問題。
龔留柱：這裏面又要防止另一種傾向，即把古人現代化，就是過分地把古代地東西比富現實地東西。古代的組織形式與現代組織形式不能一一對應，在軍事歷史研究中要力求避免形而上學地東西。比如我們說戰爭如果沒有倫理地約束就回變成一種恐怖主義，但是我們把古代兵書加以檢索就回發現，《孫子兵法》恰恰是出現在軍事倫理地低估時期。《孫子》中講信就是對己方的信，而《司馬法》中的信是要求也要讓敵人信我們。這裏就體現了對軍事倫理的要求不同。從軍事倫理的角度講我們不應過高褒揚《孫子》，但是《孫子》卻正是擺脫了倫理的束縛才能達到一定的高度，我們在對事件做評價的時候不能形而上學。
：在軍事歷史研究中，史學界分段研究現象比較強烈，很多人不能做到上下關照，所以造成了很多問題研究的盲區。比如六朝的軍事是宋朝軍事研究的重點，而人們往往忽略了六朝軍事的重要性。
劉春志：搞史學研究最怕出現孤證。史學研究主要依據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而實地考察則是對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的補充。但是在實地考察的過程中，我們還要考慮到幾千年來地殼地貌的變化。我們要把多方面的資料綜合起來才能得出比較合適的解釋。
倪樂雄：任何學術研究方法不外乎歸納法和演繹法。史學研究方法大致是歸納法。而現在強調的方法論實際上是演繹法，但是歸納法依然是很好的理論方法，我們應該充分學習利用這種方法。關於中國海權的問題中國必須建立依賴于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到那是中國的國防必然越於主權之外，需要與外國發生互動。只要外向型經濟要求，就必然要有海權之爭，入中國90年代以來的航母之爭，就與經濟發展休戚相關。依賴與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是長時段因素，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走向。
羅家祥：首先，在軍事歷史研究中我們是否考慮要分爲幾段來研究。比如冷兵器時代，火器時代，近代海軍的崛起在戰略戰術上各有什麽特點。其次，我們如何處理現代軍事理論的應用與軍事史研究的關係問題，如果過分把現代軍事理論應用于軍事史的研究，則會出現很多非歷史的東西。
方堃：中國軍事史的研究一定要分期。現在國外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分期方法，我們國內的分期方法還有待於統一。希望能夠儘早作出統一的分期。另外評判軍事問題不應有現代於古代之分。戰爭的發展有一致的規律，因此對其的評論於表述需要一個統一的科學的標準，否則很難把問題統一到一個層面上來討論。我們進行軍事史的研究的著眼點不僅是還原歷史，而是要有更長遠的目標，我們要重視軍事史研究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意義。
陳峰：軍方與地方有一個很好的溝通平臺就是實事求是的研究問題，只有本著這一目標我們才能在一定範圍內達到共識。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更需要從大的方面來考慮問題，而不能拘泥於小的細節，我們更要注意戰爭與當時社會經濟的聯繫，從更廣闊的角度來考察軍事歷史。另外，我們缺少中外比較的研究，我們應該把我國與國外同時期的情況加以比較，否則就缺少了一個參照系。
劉慶：目前，地方與軍方在軍事史研究上已經逐漸走向融合，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地方學者與軍方學者的研究優勢也在逐漸融合。從總體上來說，地方學者往往從軍事制度入手，而軍方往往從軍事理論入手。但是大家的研究基礎是一樣的，目標是一樣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27號上午8：30 第三場報告 主持人：羅家祥
報告人：周國林
報告題目：赤壁之戰斷想
報告內容：文中首先探討了關於赤壁之戰名稱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爲赤壁之戰應稱爲“烏林之戰”，雖然史書中也有“烏林之戰”的記載，但是赤壁之戰的說法更爲普遍、通俗，更易被人接受，並且赤壁之戰不一定只是單指赤壁一處地名，而是泛指在赤壁一帶發生的戰爭。其次，關於赤壁之戰的規模問題。以往郭沫若等學者認爲曹操是傑出的軍事家，一生很少打敗仗，赤壁之戰中也是如此，赤壁之戰的規模應該不會很大，並且是曹操主動撤退，而非一次很大的敗仗，這一觀點是很值得商榷的。什麽是大戰，我們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第一，大戰之前，雙方的軍事首腦都應有充分的準備，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赤壁之戰前，雙方都有很充分的準備，這是我們很清楚的。第二，戰爭的持續時間和戰爭過程也是考察戰爭規模的一個重要標誌。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來看，曹操是在7、8月份開始率軍南下，9月佔領江陵，10月開始應戰，可以肯定曹操是有充分的時間來備戰的，而孫、劉方面則略顯倉促。從曹操7月開始南征劉表，到最後失敗是12月份，這期間時間延續很長，足可算是一場大戰。第三，赤壁之戰對曹操的打擊有多大，是一個很有爭論性的話題。很多人都認爲這次戰爭對曹操的打擊不大，但這只是文獻上面的表面記述，我們應該從更深的層面上考慮這一問題。比如從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出曹操對戰後周瑜威名遠播很是嫉妒，並且曹操將戰爭失敗歸於士兵生病，但是在古代戰爭中士兵生病是很常見的情況，曹操此說本是藉口，此種史料還有很多，只要我們認真的分析就會看出赤壁之戰對曹操的打擊是很大的，此次戰役後，曹操一心經略北方，再也沒有南下。另外，我們可以說三國中的三把大火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一是官渡之戰，火燒烏巢；二是赤壁之戰；三是火燒連營。由此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火攻這一戰術在三國戰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後，我們應該如何評價赤壁之戰的意義。在傳統的評價中，我們一直說“赤壁之戰後確立了三國鼎立的局面”，那麽這一評價到底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呢？如果赤壁之戰中，曹操勝利了，那麽曹操就能統一全國了，這本也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暫時的分裂未嘗不是好事。暫時清明的分裂往往優於昏暗的統一。並且古代歷代政權都是對其政權所在地的附近地區很重視，予以優先發展，漢朝幾百年的歷史，統治中心一直集中于關中、中原一代，南方廣大地區都沒有很大的發展，分裂則有利於多個地方同時發展。因此可以說赤壁之戰對於這之後的經濟中心南移起了很大的作用。
評論：
李興斌：本人基本上贊成上述觀點。曹操的軍事才能可以概括爲：長於戰術，短於戰略；長於任將，短於治軍；長於陸爭，短於水戰；長於政治，短於軍事。在軍事謀略上，曹操多採用謀士的觀點。在赤壁之戰時，曹操最得力的幾個謀士：郭嘉已死；荀彧不在身邊；賈詡曾經勸諫，但是曹操沒有採納，所以曹操才有赤壁之敗。曹操是不善於戰略的。
龔留柱：曹操的失敗可以說是策略上的失敗，當時統一的時機還不成熟，貿然進軍必然失敗。另外，確實清明的分裂比昏暗的統一要好。三國時，各國政治清明，其社會狀況確實優於東漢末年。
賀科偉：本人想向周老師提一個問題：您提出赤壁之戰對經濟中心南移有一定的作用。那麽東漢時期對荊州的開發與三國時的開發是不是一個過程？赤壁之戰對荊州南部的開發有什麽意義？
周國林回答：赤壁之戰對經濟重心的南移只是一個開端的過程，也就是說赤壁之戰影響到了後來的經濟重心南移。
倪樂雄：經濟重心的標準是什麽？
回答：經濟重心的標準主要以地區經濟在國家中的地位爲主。兩漢時期經濟重心以北方爲主，後來逐漸南移到長江一帶。
倪樂雄：在歷史學研究中模糊的概念很多，以後在討論這種問題能否建立一種模型，使概念更加明確，能夠量化，使人更加信服。
回答：這一概念在歷史學界中並不是模糊的，經濟重心主要以地區的賦稅爲標準。
羅家祥：城市的規模，經濟的集中程度也都是衡量經濟重心的標準。
報告人：仝晰綱
報告題目：諸葛亮“奇謀爲短”議
報告內容：文中首先探討了對“奇謀爲短”的理解。此語出自陳壽《三國志》中對諸葛亮的評價，其寓意是相對於政治才幹而言，諸葛亮的謀略則略顯遜色。陳壽是蜀國人，撰寫《三國志》時，多少會對諸葛亮有所回護，但是其評價基本上也是公允的。到了宋朝以後，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重大變革，尤其是在明朝以後，人們不斷將諸葛亮神化，可以說是一種英雄崇拜，不允許他人對諸葛亮有不好的評價，在這個基礎上才有陳壽“曲筆”之說。可以說諸葛亮形象的變化是在宋朝以後，在宋以前人們對其評價是與司馬懿不相上下的。
評論：
劉慶：諸葛亮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軍師形象的典型代表。軍師形象從呂尚到劉基，歷代都有，我們可以從古代軍師形象的變化來看諸葛亮形象的變化，並且結合其他相似的形象人物一起研究，這樣可以是這一研究更加深刻、廣泛。
倪樂雄：諸葛亮的形象一直是以傳統的儒家形象出現的，其實諸葛亮是典型的道家形象。
陳金鳳：從《晉書》和《三國志》對諸葛亮的評價的一致性可以看出其形象是司馬家族奠定的。
陳相靈：首先，諸葛亮的長處是在戰略規劃上，在具體用兵這方面與曹操、司馬懿等人比較則略顯不足，尤其是在用兵的變化上顯得非常不足。由此可以說諸葛亮後來六出祁山的失敗是有其必然性的。其次，諸葛亮總是以正義之師爲基礎，這種說法在開始是有一定的號召力的，但是後來力量的分化導致號召力的下降。正義之師也未必會一定取得勝利。
毛元佑：我們對於諸葛亮的評價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前期是成功的；後期是失敗的。或者也可以分爲兩個方面來看。政治上是成功的；軍事上是失敗的。後期的諸葛亮很是固執，缺少變化。他最多是一個政治家，他擅於治軍但是卻不擅於打仗。
陳峰：諸葛亮的形象也是在不斷的演繹中變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把很多後世的想法都加在諸葛亮的身上，導致其形象不斷的神化而脫離了實際。另外，軍事上的勝利主要依靠雄厚的政治經濟實力，而非是謀略，謀略並不是萬能的。三國時期，維持現狀是最聰明的選擇，因爲當時統一的時機還不成熟，還沒有哪一國家具備統一的實力。
張三夕：在某些時候維持現狀是最好的選擇，因爲任何事務都是具有時間性的。
趙國華：在這裏需要補充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馬植傑先生的《三國史》，這本書可以代表近20年來三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馬植傑先生一生偏愛諸葛亮，他認爲曹操是卓越的軍事家，而非政治家。諸葛亮則正好相反，他是卓越的政治家，而非軍事家。
仝晰綱回答：劉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思路，值得我們思考。
報告人：陳峰
報告題目：現實選擇與精神抵觸——宋朝主流意識對武力戰爭手段的價值懷疑
報告內容：宋朝主流意識中對武力戰爭手段是非常排斥、懷疑的。在宋以前，一般來說是文事武備兼備的，軍隊是極受重視的。秦統一六國以後，在大一統的狀態下，強軍才能強國的意識是很明顯的，其主流意識對武力手段是非常重視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爲官方思想，但是“王道”精神總是被“霸道”理念所支配。唐宋變革後，社會政治經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主流意識中，武力戰爭手段成爲被排斥和懷疑的物件。主流意識對武力戰爭手段態度的變化有其深刻的背景。唐末五代時，藩鎮割據，武力成爲支配社會的一種很主要的因素。宋開國後，宋太祖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收兵權也是理所當然的，是一種現實的選擇。此後，到宋太宗時期，宋朝在對北方作戰兩次受挫後，朝廷內的觀念有所變化，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向內，軍隊的角色也轉變了，朝廷對軍隊的要求降低了——只是要求軍隊能維持國內治安即可，朝廷放棄了收復幽雲十六州的想法。當然這也不完全是宋太宗的原因，當時很多朝廷大臣都有這樣的想法，趙普還以“兵久則生變”的理由去說服宋太宗放棄武力戰爭手段。這些文官大臣更主張以“和”的手段來解決問題，而排斥武力。轉型以後，這種排斥武力手段的觀念逐漸以祖宗之法被後世皇帝所遵守。宋真宗是檀淵之盟後，人們發現以經濟代價來換取和平遠比以武力解決合算，這便開了以後屢屢和談的先例。宋代治國更多地依賴儒家的意識形態，而不是武力。真宗末年、仁宗初年，理學開始形成，其倡導的聖王先法成爲士人的普遍追求，理學家們對漢唐盛世的否定和對三代政治的推崇，也使宋代的治國理念一致向內，推崇仁政，由此國家逐漸失去了對軍事的駕馭和控制能力。
評論：
羅家祥：宋朝産生這種意識，即以非武力的手段來解決問題，是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係的。到底是因爲兩宋時期面臨著很多問題而導致這種現象的産生，還是因爲這種現象的産生而引發的兩宋時期的各種問題？
龔留柱：如果兩宋時期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那麽爲什麽那時的兵學還如此發達？其次，“王道”是計義不計利的，那麽“以經濟代價來換取和平遠比以武力解決合算”這一做法則是爲了算計幾個錢而讓君主蒙羞，這與儒家觀點不符合，這有如何解釋？
毛元佑：“武”這個字我們應該從四個層面來理解這個問題。第一，武代表戰爭，自古以來人們都反對戰爭這是無可非議的。第二，武也代表這國防與軍隊的建設問題，這是任何朝代都不會忽視的。第三，武也代表這軍隊的地位問題。第四，武還代表著將領權利的限度。這樣綜合考慮似乎更爲合理。
羅家祥：宋朝是軍隊的地位是很低的，還要從事生産的。
毛元佑：軍隊是可以從事生産的，這不能說明軍隊的地位低。
劉慶：陳峰先生是從治國理念的角度切入來談論宋朝人對戰爭與和平的價值觀念。中國的戰神譜系一共出現過三次變化，開始是視黃帝、蚩尤爲戰神，代表著勇敢、勇猛的形象。後來到唐代時，姜尚被封爲武成王，被人們視爲戰神，他可以說是智慧和謀略的象徵。清代以後，關公代替了姜尚成爲人們敬仰的戰神，其代表著忠義的形象。從戰神形象的演變中我們看出古代對於戰爭的價值觀的演變。
倪樂雄：宋史研究在西方是顯學，芝加哥大學有位學者曾在《西方軍事化歷程》一書中將宋朝與西方進行了詳細的對比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致命性變革，市場性經濟代替了指令性計劃，具有顛覆性的結果。而中國在宋代時朝廷對指令性計劃基本失控，市場性原則控制了整個社會。這一市場性進程被元朝的入侵所中斷，明清的時候又錯誤的總結了宋朝滅亡的歷史原因，認爲王安石變法打亂了指令性計劃，因此這種變化中斷了幾百年。西方人認爲用商品經濟整合社會是中國的發明，後來中斷幾百年，被西方社會所繼續。因爲宋代已經成爲一個商業社會，所以不願意打仗。
上官緒智：在毛元佑所提出的武的四層意義的基礎上進行一下補充。宋代在兵學文化，兵學研究上處於高潮時期，這正說明統治者是很重視軍事方面的問題的，但是宋代的兵學研究都是紙上談兵。歷朝歷代都是在需要的時候就崇武，在不需要的時候就抑武，這是一個規律。但是在武器裝備方面是任何時候都很重視的。在用兵的層面上向來都是壓抑的，不能隨意用兵。戰時和和平時期不同，戰時要保存武裝力量，和平時也要有武裝力量來保衛政權。戰時要褒獎將領，鼓舞士氣，和平時期武職人員都要受到一定的抑制。
陳相靈：宋代從軍事歷史上來看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它留給我們的更多的是教訓而不是經驗。
陳峰回答：對中國現在社會影響更大的是宋元以後的東西。宋代以前歷朝的政策都具有擴張性，宋代以後則趨向守勢。元代人評價漢唐有內亂而武外患，宋代有外患而無內亂，是很正確的。宋代的歷史對目前中國社會很有現實意義。倪教授提出的觀點確實很有啓發性，宋代人確實有很多人開始算計成本與收益，但是宋代經濟還沒有發展到那樣先進的程度，宋代還是處於一種傳統的運作模式之下。西方學者過高的估計了宋代的發展狀況。以往的朝代更多的使用武力手段來實現政治目的，而宋代往往排斥這種手段，其在本質上是不重視軍隊建設的。宋代的兵學很發達並不意味著宋代就很重視軍事。文人談兵往往是圍繞皇權的需要，往往更重視將領的忠誠，這與先秦時期的兵學是無可比擬的。武學、武舉往往淪爲形式，並沒有培養出真正的人才來。它們是在缺乏武將時候的一種政策。自古以來，文武始終是貫通的，但是宋代以後文官是不願意從事武職的，這是人們價值觀念的一種改變。
27號上午11：00 第二場專題討論 主持人：倪樂雄、李興斌
討論題目：中國軍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倪樂雄：反思近幾十年來，軍事史的研究不能以領袖爲主，官本位不應滲透到學術研究中，我們的學術研究官本位意識很重，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一切進入政治場的東西就回變成政治的工具，政治意識過重會影響到學術研究的態度。
李興斌：我們如何看待領袖所說的話，政治家說話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場合，在運用的時候我們必須加以特定的分析。個人認爲軍事史研究的隊伍還不夠壯大，研究內容很豐富，目前研究忙點還很多，我們應該加強學術交流。
黃今言：中國軍事史研究從八九十年代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主要體現在當時出版了一些比較有分量的軍事史研究著作上。軍科院出版了《馬恩列斯軍事文集》等，還有一些出版社出版可多種軍事通史，特別是《中國軍事通史》的出版體現了當時最高研究水平。另有多種軍事制度史、政策史的書研究出版。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21世紀以來，研究成果減少了，現在軍事史研究進入了一個低谷時期，低水平的重復現象也很嚴重，普遍呈現了一種浮躁的研究心態，另外地方院校那不到課題，對軍事史研究的損失也很大。針對以上現象，我們應該注意一下幾點，一是加強理論建設。現在的理論建設很不夠，科學體系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在理論上，我們應該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開放的理論，它不是一種標簽，而是尋找真理的一種方法，那些試圖想抛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想法是不正確的。二是擴展領域。現在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復，我們要做一些有價值的具體工作，解決一些具體問題。三是我們要本著先通後專的精神，一定做到上下關照。最後我們一定要樹立精品意識，軍事史是我們國家的傳統，我們一定要加強。
周國林：首先，建議大家加強專題性的研究。其次我們要吸收國內外優秀的理論成果，豐富自身的研究體系。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領袖的觀點話語。再次，歷史與現實本是緊密結合的，很多東西是可以古爲今用的，因此我們在研究軍事史過程中應該加強現實關照。最後，地方與軍方應該建立一種相應的組織，進行協調，方便溝通。
劉慶：現在來介紹一下軍方學者的研究狀態。80年代是軍事史研究的黃金期，那時地方學者出了很多成果，軍方學者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如今，軍方的軍事史研究已經很薄弱了，“九五”以後，基本上沒有軍事史的專案可以立項，如今，軍方學者也那不到軍事史的研究專案。如今軍方研究以當代的戰略問題爲主，在職的軍隊學者在軍事史研究中不會有很大的作爲，因此，今後軍事史研究應以地方學者爲主，軍方學者在不耽誤本職工作的情況下積極參與的方式，加深軍事史的研究。
張三夕：課題雖然很重要，但是我們不能講研究依賴於課題。
陳相靈：建議建立一個網站，最爲大家交流的平臺。
李興斌：市場經濟造成了如今浮躁的心態，官本位意識滲透到學術研究中，這些都是客觀的現象，以後總會好轉。建議通過會議建立通訊錄或是建立網站，形成一各研究群體，有利於拓寬學術領域。
28號上午8：30 第四場報告 主持人：劉長林
報告人：沈瑞英
報告題目：火炮：明清軍事格局變化的重要因素
報告內容：明清戰爭在中國軍事史上不僅以戰爭規模巨大，戰局變化多端而聞名，並且是冷兵器向熱兵器過渡時代中，火炮對軍事形式發揮重要乃至關鍵作用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火炮對戰爭進程、戰略戰術、軍事技術、軍事思想以及軍事制度變革都産生了及其重要的推動作用。首先在明清之際的戰爭中，火炮的運用對戰爭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開始是明朝運用了西洋炮臺的駐防城術，這種交叉火炮的運用，是後金軍隊在戰爭中受到重創，努爾哈赤也死於炮傷。後來後金也學習到了火炮製造技術，從而扭轉了戰局，並取得了最終勝利。其次，文章分析了明清時期火炮在戰爭中的影響，尤其是火炮在戰爭戰略戰術的改變上的影響。一是火炮的産生改變了傳統的攻城戰術，代之而起的是先圍困，在以火炮攻之的辦法。二是隨著攻城戰術的改變，守城的防禦體系也進一步加強。三是增強了多兵種協調作戰的能力。四是火器的加入改變了戰爭的面貌，形成了炮彈加衝擊相結合的一種戰鬥格局。五是火器的運用對明清的軍事思想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出現了一批協調作戰的、製造火器的著作，這些著作突破了冷兵器作戰的範疇，對新兵器時代的産生起到了開創的作用，在中國軍事史上是一個飛越。另外，火器能在戰爭中得到廣泛的運用也是中西科技交流的結果。主要是中西方耶穌基督傳教士和明清有志之士共同努力，引進了西方火炮技術和相關的西方數理化知識，大大提高了火炮製造工藝，提高了火炮的威懾力。綜合而言，在整個明清戰局變化中，應該說火炮還有大量適合它生存的政治策略，我們應該綜合各方面因素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刻的思考。
報告人：李英銓
報告題目：論林則徐的廣東海防
報告內容：一直以來學術界對林則徐關東海防持肯定的態度和觀點，本文希望談一些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文章主要以日本學者田中正美的觀點爲切入點。林則徐的海防可以說是一個消極的海防、失敗的海防。首先從海防舉措上來看，林則徐主要的工作是治理水師，懲治腐敗，構建炮臺，招募丁勇並動員民衆一致抗英。這些舉措是其海防的具體成果和表現，學術界對於林的這些海防成就基本上是全面肯定的。正式有了這些成果，加之其本人性格剛強，敢於反抗，遂展開了自衛反擊的鬥爭，林參與指揮的戰鬥大小共六次，但是總體說來沒有給英軍形成致命性的打擊，它們所起的作用只是在心理上對外國艦船産生某種程度的威懾效果，在精神上鼓舞了當時廣東人民的抗英鬥爭，並藉以發展了依靠民衆的遊擊戰術，但是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廣東海防中的一些問題，如大炮不能移動，射程不夠，兵勇貪生怕死，水師戰船沒有戰鬥力等等。其次，林則徐的工作重心始終是禁煙而非海防，這就使其海防作業存在諸多的缺陷和不足。一是海防工作成了禁煙工作的附屬，這就使其海防作業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創新。二是在海防作業中只懲治了水師中的一些人的腐敗現象，忽略了對水師及師船的改造和建設。三是廣東海防工程中的炮位建設存在一定的缺陷，所購建的大炮不堪使用。四是在戰略部署上只看重虎門海口的防務而忽視了其他地方，這也是後來英軍能攻破虎門的重要原因。五是地方主義色彩濃重，海防中派兵聯防協同作戰的集體意識不強。六是在廣東海防問題上沒有發現民衆力量，他對民衆的認識具有很大的偏見，對民衆的認識和利用存在更多的功利色彩。在當時的條件下不是不具備近代武器才使林的抗英措施最終歸於失敗。三元里一戰夷兵具有火槍大炮，而鄉勇只用長棍短刀，卻把英夷打得落花流水。可見先進的近代武器僅僅是海防抗英取勝必不可少得條件之一，但抗英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廣大民衆的發動與組織問題以及軍隊的有效組織與訓練問題。另外林還忽視對軍隊的重新整治、有效組織和訓練，軍民不能有效的配合，而是相互敵視。可以說林則徐的失敗並不僅僅是因爲缺少先進的武器裝備，而是有更多因素的限制造成的。
報告人：黃華文
報告題目：對抗日戰爭起點和終點的思考
報告內容：抗日戰爭是20世紀30、40年代之間中華民族爲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爲保衛民族生存、保護世界和平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的殊死戰爭。這場戰爭持續時間之長、慘烈程度強、付出的代價之重、以及國家民族命運所産生的影響之深，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所罕見的。對於抗日戰爭的起點和終點的問題，在抗戰過程中及其結束之際就有了一個比較統一的認識。現在這一觀點有受到了挑戰，其他觀點主要有“九·一八”說、“八·一四”說、“一二·九”說，其中最具有挑戰性的是“九·一八”說，此觀點主要來自一部分東北學者。但是相對於“七·七抗戰”說，它的理由還是略顯薄弱。首先，抗日戰爭是國家行爲和政府行爲，其不是由一部分人和一個政黨可以決定的，而應以南京國民政府的反應準備爲准。其次，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發生質的變化是在“七·七事變”之後，而不是“九·一八”。基本矛盾的變化是以政府的政策、決議、宣言的內容指向爲准。“七·七事變”之前，無論是國民黨方面，還是共產黨發麵，其頒發的文件中涉及到直接對日作戰問題的文件在所有頒發的文件中所占的比例很小。這便明確地告訴我們中日矛盾還沒有上升到主要矛盾上來。再次，盧溝橋事變是抗日戰爭的起點這一說法是多數的戰時文件和多年來的約定俗成的觀點，中共方面、國民黨方面以及40年來的學界中都是這樣認爲的。最後，“七·七抗戰”的提法，與海峽對岸中國臺灣學者以及絕大多數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外國學者的認識一致。統一認識則更有利於學術交流。
評論：
劉長林：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兩個方面，一是統一對抗日戰爭起點和終點的認識，有利於我們開展各種紀念活動，方便對廣大群衆的宣傳教育。二是這篇文章同時也提出了對戰爭起點與終點的標準問題的討論，這是值得我們繼續關注的話題。
報告人：孫建民
報告題目：中國積極防禦戰略的戰略文化詮釋
報告內容：“中國威脅論”的提出始於1993年，到1997年達到高潮，2004年後又以各種形式的論調的出現，中國越發展，自身越不完善，國際越認爲中國的發展威脅到了他人。本文從理論上歸納一下“中國威脅論”的邏輯依據。首先西方國家囿於西方的歷史發展模式，認爲中國和平崛起後，實力強大了，會打破現有的世界秩序。另外，西方國家對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曲解也是導致“中國威脅論”産生的原因，他們認爲中國從1840年來的受到壓迫，現在經濟發展了，有實力了，會激發中國人的好鬥、自量、仇外、報復的心理，這正好是近代歷史所認爲的一種刺激。其次，中國歷來有積極防禦的歷史傳統。再次，“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的一種國際秩序觀。中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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