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及其北遷問題〉
楊俊峰，碩士論文，144頁，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9。
陳弱水教授指導
這篇論文探討梁末迄唐初北遷的江南士人，用意在解決兩個層面的問題：
首先是南朝末年士人的處境。梁末南朝士族受到動亂，是很顯著的歷史現象，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學界研究的成果很多，本文在處理這個問題上，主要是想更細緻的描述士族在動亂中如何「延續發展」的一面。
在一、二章，我們看到臺城之圍造成士族重大傷亡，主因是飢饉與疾疫，並非侯景軍團的恣意破壞。這種現象似乎提醒我們，侯景並非一味的壓迫士族，在理解梁末士族的處境時，不能過分強調侯景打擊士族的作為。事實上，當侯景入主建康以後，原來僑居建康的權貴，此時亦藉由出仕，獲取官俸，繼續生存下來。因此，當侯景兵團東進三吳以後，他安排皇子出鎮地方，安撫三吳士民之心，以便維繫後方糧倉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三吳士族採取沈潛避世的態度，依賴鄉里的資源，亂世中生存下來，一直到陳初江東局面安定，才又重新出仕。另一方面，原先即依賴中央政權的僑姓高門，此時隨著中央政權的西遷，而移往江陵，卒使他們在西魏南侵江陵時，又被大量遷往關中，成為亡國之餘。
很顯然的，僑、吳士族都在梁末迄唐的動亂中遭遇打擊，但是兩者受害情形有些不同。由於僑姓士族都邑性格濃厚，他們依賴中央政權甚深，在都邑攻擊的行動中最容易受到傷害，在南北朝末期幾次的攻城事件中，遭受的打擊較大。臺城之圍時，他們大量死於飢饉與死亡，在隋唐統一天下的過程中，他們又因居於都邑，被迫遷徙關中，這使得唐初以後，江南已經很少有僑姓高門士族的記載。另一方面，由於吳姓士族中央化的現象並不明顯，避免了因為都邑事件而帶來的重大衝擊。唐代中期以後，吳姓士族如吳興沈氏與吳郡陸氏，仍有許多人相繼北上關中出仕。造成僑姓與吳姓遭遇的差異，主要是因為他們依賴中央政權的程度不同，這種結構性的因素，影響了兩個士族群體日後的發展，這是討論南朝末期士族的發展，應該要特別注意的。
其次是有關北遷士人與唐代統治階層風習轉變及唐代文化江左化的問題。由於隋唐統一天下的過程中，關中政權刻意壓抑江左士族，江南士人被迫大量的遷徙北方之後，也無法出仕重新立足於北方。相對於此，同為亡國之餘的山東士族，此時仍與鄉里保持連繫，並且受到關中政權的重視，大量出仕新朝，維繫一定的政治與社會實力。由於江南士人北遷之後處境不佳，使南朝士族內部社會階層的變動較大，這是比較值得留意的部分。
儘管如此，北遷的江南士人仍然憑藉豐富的文化內涵，重新立足於北方。由於江南長期處於安定的局面，北遷江南士人承載豐富的文化果實，挾著此一優勢的文化力量，成為直接傳播江左文化的媒介。他們初始雖然受到壓抑，但是他們影響關中統治階層甚鉅，他們不僅改變關中統治階層的尚武之風，使統治者逐步接受江南文化的洗禮，後來，到了武后主政時期，更以文詞取士，背離關中最初重視吏才的傳統，從而促使唐代社會走向尚文學的江左遺風。
此處，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趣的歷史現象：最初貶斥江南文化的關中統治階層的後代，竟扮演推動唐代社會走向尚文的江左遺風的重要力量之一。最先被壓迫的北遷江南士人，最後變成唐代文化風尚「江左化」的先鋒使者，筆者認為在這個弔詭的現象背後，其實是關中政權與江南士人兩大群體政治力量與文化力量之間的角力。研究唐代士族史的學者，常常會提到李唐皇室政治力量與山東士族社會地位互相頡抗的現象，如果說山東士族崇高的社會地位，是這個集團最明顯的表徵之一，那麼江南士人此時文化力量的展現，亦可作為唐代士族史另一個重要的面相。儘管由於關中統治階層，逐步接受江左文化的北傳，使得彼此之間的角力不只是單純的對抗，而有更多的接納與融合，江南士人文化方面的特色，反而因唐代踵習江左遺風而減低。但是唐代文化風尚若干「江左化」演進的軌跡，仍需透過這時期的士人研究，才能得到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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