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第3輯(2006/10)「天下、東亞、臺灣」專號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352頁。25開。平裝。ISBN: 9789570830736。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江宜樺、沈松僑、汪宏倫、林載爵、陳宜中、單德興
內容簡介
文化與政治的滲透合一，影響非常廣遠。「文化政治」成為時尚之後，原有的政治形式與文化意識，都被迫有所調整。例如，身分認同議題在今天的支配力量，早已取代了階級鬥爭、資源分配等傳統訴求。認同議題所帶出的後殖民反思，也正在重整傳統的國族、區域與帝國的意識。文化主體的無形多變，甚至於剝奪了政黨與社會運動的代言資格。最重要的是：由於文化在本質上具有特殊性，文化政治所孕育的政治訴求，往往注定成為以「特殊」為訴求的政治，挑戰「霸權」的「普遍」姿態。從北美洲的多元文化主義，到中國大陸新興的大國意識，都反映著這個趨勢。
中、日、韓有關亞洲或東亞的意識，同樣是文化政治的一課，近年來喧騰一時，台灣卻只有陳光興等少數學者出力耕耘。台灣豈不是東亞的一環嗎？可是「台灣意識」卻始終無法坦然地面對自己的東亞身分，東亞也不清楚如何面對台灣的真實存在。說起來，東亞意識的歷史，同樣充斥著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撕扯：它的用意是在抵禦西方現代性、建立區域霸權，還是「為東方王道之干城」，似乎注定是曖昧的。本期《思想》所收錄的專輯文章，當然無足以呈現問題的全貌，例如孫文所強調的大亞洲主義、尤其近年中國大陸學者的熱烈討論，都告闕如。不過介紹韓、日的觀點、插入台灣的反省，多少可以顯現這個問題的豐富與迫切，或可望引起台灣知識分子的興趣。
專號前言
從1999年年尾到2000年年尾這一整年時間，全世界人類都在迎接兩個重要的歷史新階段：一個是新千禧年，一個是21世紀。我還記得在南太平洋最接近國際換日線的島嶼，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們聚集在海邊，通過架設望遠鏡、攝影機來迎接新千禧年的第一道陽光。在那個時點上，似乎人類有一個共同的期望、共同的感受：地球是一個大的群體，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歷史紀元與架構之下。決大多數的人們對於新世紀充滿著樂觀的憧憬，期望這個新的世紀是一個更和平的、更富足的、更公正的世紀，是一個合作互助、永續發展、良好治理的世紀。在千禧年前夕，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元首聚集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新千禧年宣言〉：
我們各國元首和政府首長，在新的千年開始之際，於2000年9月6日至8日聚集於聯合國紐約總部，重申我們對聯合國的信心，並重申〈聯合國憲章〉是創建一個更加和平、繁榮和公正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依據。
同樣的，西方的知識分子也普遍對未來高度期待。這種樂觀是建立在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所發生的劇烈的、席捲全球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軸是民主化與市場化。西方一些志得意滿的知識分子甚至預言，人類正走向歷史演進的終點，也是文明的極致……即人類最後的、最高的社會體制，不存在超越這種體制的其他可能性，而尚未出現這種體制的社會，也無可避免的要向它靠攏與接近。
在這種視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識分子有這樣一種假設：民主可以帶來和平，民主可以帶來良治；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可以帶來持續發展與共同富裕；人類社會可以享受美國盛世下的太平，全世界也會心平氣和地接納美國的領導，因為美國是打造世界經濟自由化與民主化秩序的龍頭。
接下來的發展，與當時的樂觀預期幾乎是南轅北轍。當然中間發生了911攻擊事件，讓美國所扮演的全球霸權角色出現更戲劇化的轉折。然而，即使沒有這個意外事件的發生，在21世紀的開端，美國盛世下的「天下不太平」的徵兆已經昭然若現：新興民主國家紛紛陷入嚴峻的治理危機、政治亂象重生，甚至民不聊生；在全球各個角落，市場萬能、自由化萬靈的神話開始在消退；在東歐地區，經過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後，很多前共黨又以左翼或社會勞工黨名義重新執政，並試圖修正前段時間全面私有化的變革；在拉丁美洲，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遭到普遍的質疑，親美的右派政權紛紛下台，左傾的執政黨開始摸索更均衡、更自主的發展策略；經濟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遭遇勞工、農民、環保團體，以及其他經濟弱勢群體的強烈反彈，每年的WTO部長會議成為全球社會運動團體總動員的練兵場。因此，美國在伊拉克所點燃的中東戰火，只是讓這個原本已經不平靜的世界，顯得更為荒謬與血腥。
從更深一層角度來思考，當前人類面臨的最大困境在於，「民主」與「市場」——這兩個被很多政治領袖與知識分子定義為架構21世紀人類社會生活的兩大支柱——正遭遇嚴重的變形與退化。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與市場之實際運作不但未能達到人民之期許；兩者反而成為21世紀世界秩序動盪的來源。
扭曲市場與民主的根本力量，是美國過去二十多年來打造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這個新的秩序讓美國式資本主義所向無敵，讓資本在全球範圍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與市場兩者都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全球資本主義使得極少數跨國企業精英取得影響國家政策、支配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無比權力。金融全球化，使得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任何一個給他們最大優惠的地方，讓資本家不再需要遷就其他階級的政治要求。美式資本主義解體了許多國家的社會凝聚力，衝擊了歐洲國家許多調和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基本設計，例如福利國家與勞工權利保障。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的民主向資本家利益嚴重傾斜，並導致國家機構經社職能減縮與維護公共福祉能力退化。不僅如此，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的市場體制，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巨大的風險。
在美國社會意識型態領域取得主導地位的新保守主義，試圖將這種圍繞全球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變形民主」與「變形市場」移植到全世界，並試圖將這種賦予跨國資本無上權力的的宰制結構永久化。美國的民主本身，就成為這場新保守主義革命的受害者，社會兩極對立日益嚴重、民主程序遭遇扭曲、勞工與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被大幅壓縮。而美國民主政治品質的退化具有感染性，成為全球民主品質退化的最大感染源。這對所有新興民主國家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陷阱。因為，一方面在意識型態領域中民主被樹立為普世價值、唯一的選項；另一方面美國的這種「變形民主」又被普遍模仿，而且在模仿過程中經常是變本加厲，其結果是讓多數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因為，如果劣質民主的源頭仍在進行錯誤示範，其他國家的民主體制就更難產生自我矯正的改革動能，人民只能逆來順受民主包裝下的惡質政治，因為似乎民主無可替代。
許多第三波民主國家，從東歐到拉美，許多民選政治人物為拉選票，挑動選民的情緒，掩飾執政的缺失，刻意操弄認同、宗教與族群議題，製造仇恨、兩極對立與社會裂解，甚至引發種族暴動與內戰。而且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爭奪執政地位與維護黨派利益壓倒一切，憲法的權威遭到踐踏，選舉過程遭到扭曲，司法無能解決而淪為政治鬥爭工具，政權變成職位分贓體系，貪污腐化橫行。此外，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後殖民社會)，相比西方國家，這些國家的體制原本就發育不全，黨派間的惡性競爭就更加削弱國家機構的治理機能、獨立性與公平性，剝奪了人民享有良好治理的可能性。民選政治人物的決策傾向短期回報，為了眼前的利益交換與可分配資源極大化，而向未來透支，經常導致財政結構惡化或外債高築的結果。 在許多轉型社會，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同步推進，更帶來嚴重的國有資產被掠奪與社會分配兩極化問題。
這些民選政府領導人搜刮的財富與他們這些國家的長期貧困，構成「民主」最大的諷刺。舉例來說，1997年以後印尼鄉下百姓最常問的問題是：那個叫「民主」的玩意何時會結束？阿根廷的「民主」出現財政崩潰、國家破產，至今無法脫離以債養債的困境。洛杉磯、三藩市、紐約、邁阿密和休士頓成為眾多拉丁美洲權貴子弟的匯聚地，紐約中央公園旁和邁阿密海灘邊動輒兩億台幣的豪宅裏，住戶鄰居們講的都是西班牙文。這些都是拉丁美洲成群輪番執政政客的親屬。
在東亞，即使在民主轉型相對平順的臺灣與南韓，民眾對於民主的實施經驗也有很大的保留，民主的實踐經驗也給社會大眾帶來很多疑惑。根據「東亞民主動態調查」2003年的資料，南韓只有49%的公民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有33%的人認為「在有些情況下威權體制比較好」，還有17%的人「不在乎民主不民主」。臺灣的民眾只有42%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有24%認為「威權有時比較好」，還有25%的民眾「不在乎民主或不民主」。在拉丁美洲，民選政府普遍無力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嚴峻經濟社會問題，導致許多民眾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根據「拉丁美洲民主動態調查」2003年的資料，在這個地區有53％的公民同意「只要能解決經濟問題，不在乎一個不民主的政府上台」，在巴西、墨西哥、秘魯同意這個看法的受訪者分別是65%、63%與57%。
1990年代的民主化是伴隨著市場體制改革而來。經濟與政治是自由秩序的一體之兩面。在經濟層面，也出現了很多令人反省的現象。俄羅斯的「市場改革」，在1990年代導致少數人鯨吞全民資產，進行歷史上罕見的大規模財富重新分配，至少有4000億美金的資金遭席捲到國外。這些攫取國有資產的大亨，用低廉的價格把資產賣給跨國企業，現金則透過地下管道拼命移往海外。在英國，不少上億美金的古堡豪宅、甚至連英國的職業足球隊，也被俄羅斯大亨買走。這些逃亡海外的資金，是全體俄羅斯人民幾十年來辛勤勞動的結果。從社會層面來看，俄羅斯的「市場改革」把俄羅斯打回到幾乎比第三世界國家還落後的狀態。由於醫療保障體系崩解，再加上俄羅斯中年人大量失業以及酗酒，男人的平均壽命劇降10歲，彷彿回到二次世界大戰。
在拉丁美洲國家，在「華盛頓共識」指導原則下進行的所謂「自由化改革」，讓原本嚴重貧富差距問題在經濟增長與經濟開放過程中更形惡化，階級流動性下降，立足點越來越不平等。資本國際化，使得拉丁美洲富人的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任何一個稅率最低或投資報酬率最高的地方，讓資本家不再需要遷就國內其他階級的政治要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優勢地位。由於全球化給拉丁美洲弱勢群體帶來巨大的經濟風險，這5年來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開始反思自由主義神話，並改變自己的政策走向。「華盛頓共識」遭遇到全面的批判，從阿根廷、巴西、智利到波利維亞，大多數執行新自由主義的右派政府都失去政權，被左傾的政黨所取代。在委內瑞拉查維茲政府的帶頭下，少數拉丁美洲國家開始公開抵制美國推動的「美洲共同市場」架構。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讓東亞地區的勞工與農民團體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原來引以自傲的「均富」分配結構，也開始迅速褪色，在過去10年，大多數中低收入家庭的實質所得不是停滯不前就是倒退。同時，在金融危機後，東亞國家開始意識到無節制的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也體認到今日國際經濟秩序十分偏頗，完全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甚至完全以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的利益為中心，導致管制熱錢流竄的全球機制嚴重不足，亞洲國家開始積極建構區域性的政策協調機制，來防堵國際金融與匯率風暴的肆虐。
以上所描繪的民主化與市場化困境，雖然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但背後的基本故事都是一樣。從冷戰結束後，在新保守主義意識型態指導下所打造的新全球秩序，讓「民主」與「市場」雙雙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兩者都圍繞著全球資本主義的邏輯而運作。在新保守主義意識型態主導下，國家機構的經社職能全面削弱、維護公共福祉的能力大幅退化。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宰制下，民主日漸成為一個空殼子，既無法維護公民的福祉，也無力回應公民的需求。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民主」，只是一個以「國家」為範疇的政治體制，而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主要權力行使者，卻可以跳脫任何單一「國家」的管轄與節制。而今日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環境品質可以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主產生的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使主體，例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資訊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等機構、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顛覆了國家層級的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經濟全球化一步步掏空「國家機構」，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
目 次
錢理群 魯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去世70週年的回顧
李淑珍 歷史與自然：劍橋紀
朱雲漢 對民主與市場的反思：一個政治學者在21世紀開端的沉痛思考
葉新雲 歷史意識的合理性
吳叡人 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
天下、東亞、台灣
劉青峰、金觀濤 19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
白永瑞 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
陳瑋芬 日本關於「東亞」的思考
張崑將 如何從台灣思考東亞
中國崛起論的文化政治：論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
蕭高彥 「文化政治」的魅力與貧困
高全喜 文化政治與現代性問題之真偽
思想狀況
潘永強 馬華人文思想的焦灼與孤寂
唐小兵 危險的愉悅：從上海一場「八十年代」座談會說起
回應與討論
王超華 歧路、窮途、刺叢：略談當代思想和思想史，兼答幾位批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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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慶 從甘陽看大陸文化研究背後的政治思潮
魏楚陽 歷史脈絡下的猶太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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