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


『中国──社会と文化』,21号(2006/06),頁70-92



  本文乃獲贈於永田拓治先生(現為大阪市立大學博士後期課程、阪南大學非常勤講師),謹此致謝。


  永田氏在這篇論文中探討了很有趣的一個課題,即這些所謂別傳或郡國書的歷史文獻,究竟與不同的歷史時期變化有怎樣的關聯。進一步來說,它們反映了什麼樣的士人與地域的意識。


  永田氏指出了,在東漢期,此類文獻由表彰功臣到演變為與選舉制度相關,至東漢末年約二世紀末,變得具有提倡和期盼恢復社會秩序的作用。至三國時期,還增添了來自朝廷的主導意圖,將二世紀末以來恢復社會秩序的意圖進行了「標準化」的過程。此外,在吳、蜀等地社會也產生了相應的地方人物傳,反映著即便邊境社會也藉此維持社會秩序,甚至出現了地域之間的競爭意識。此後至東晉時期,這類文獻的作用一變成為南方士人對抗南渡的北方士人之手段,同時強調「先賢」子孫血緣關係的層面被突顯出來,強調門第更甚於地域,此與北方士人喪失本籍地有相當的關聯。至劉宋時期,類似的文獻已不再大量被編纂出來,此類文獻最初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已非常薄弱,在重視門第的士人社會,譜牒的力量已大於此類先賢耆舊傳。


  永田拓治先生在這篇論文中,將先賢、耆舊傳置於漢末至晉宋間的歷史脈絡中,重新檢討此類文獻的意識層面和社會功能,讓讀者注意到了一條由地域意識到家族意識的變化軌跡。這裡實際涉及了究竟什麼是漢魏六朝的「地域社會」,這樣的一個問題。目前學界對於此一課題,儘管大多數研究者均意識到其重要性,但是受限於證據的不足,多採迂迴式的探討,不直接碰觸或不直接採用此一詞彙。侯旭東先生討究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乃至中日兩地學者對吳簡中的「丘」的探討,其實也都反映著對於「地域社會」的強烈關心。由此類涉及地域、人物、歷史的先賢、耆傳來著手,在現存文獻有限的條件下,的確予人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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