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谷梵、李濟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譯後記〉


 


  自古被視爲衰亂之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因其上承秦漢,下啓隋唐的歷史位置,在近代西方歷史研究理論的影響下,從上個世紀早期開始,便倍受學者們的矚目。在針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中,幾乎集中了近100年來最爲優秀的史學名家。上世紀80年代初,前蘇聯的歷史學者馬良文氏曾撰文回顧世界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認爲中國學者陳寅恪、唐長孺、周一良、何茲全與日本學者宮川尚志、谷川道雄、川勝義雄、越智重明等人的研究工作爲勾勒該時代的面貌作出了巨大的學術貢獻。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近30年前的這一評述,仍然可以說至爲客觀、公允。當我們重讀上述諸家的著作,或許感覺在材料的精細選用上不如現今利用電子檢索那樣完備,但無論理論體系的建立還是問題提出的視角與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新穎獨特,大氣磅礴,行文也是佈局嚴密,層層推進,猶如長江巨浪沛然不竭,讀後令人有一種酣暢淋漓之感。


 


  “枯燥”的歷史研究爲什麽能達到如此境地呢?周一良先生在評價川勝義雄先生的這部《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時,曾指出其最大的特色在於注意宏觀地考察歷史,圍繞魏晉南朝貴族制的發生、發展、衰亡過程進行探討,研究工作有一條中心線索,同時也試圖闡明歷史發展的中心線索。這段評語,其實也同樣適用于包括周先生自己在內的上述大家們的史學研究。譬如唐先生、何先生就始終是從魏晉封建論這一角度研究各種問題的,而宮川、穀川、川勝諸先生也正是站在魏晉中世論的立場上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作爲日本京都學派的第三代學者,川勝先生的研究也不無例外地受到了開創者內藤湖南、集大成者宮崎市定的影響。內藤所建立的文化史觀,中心目標是要證明中國的歷史有其固有的發展規律,它不同於甚或可以說要優於率先走上近代化之道的歐美、日本的文明發展,具有顯示人類未來文明模式的普世價值;宮崎承繼乃師的文化發展史觀,力圖在東西文化圈相互交流的視野下把握中國的歷史。具體就屬於中世的魏晉南北朝而言, 當用固有性與普世性同時把握時,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解釋這一歷史時期與歐洲中世社會的異同。諸如宗教盛行、少數民族興起、政治分裂、身份制社會、貨幣經濟衰退、自然經濟與莊園經濟的發展等,東西方的中世社會有著太多的相似點,但是截然不同處也赫然存在:這便是封建制度並沒有出現在中國的中世社會中。


 


  對魏晉南北朝社會與封建制社會抑或歐洲中世社會的差異,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予以解答的正是川勝義雄先生。在本書的序言中,他明確指出,自己的研究核心就是如何理解六朝社會與封建制的問題。首先對於六朝社會,使用了貴族制這一學術用語加以界定,強調了六朝社會自身固有的特點。可是又應如何從中國歷史的脈絡上理解這一固有性呢?作者在這裏設定了一個自問自答式的問題,即與歐洲中世有著衆多相似點的六朝時期爲什麽沒有發展成爲典型的中世封建社會?對這一問題,本書提供的解決途徑即在於廣泛存在於地方共同體社會的輿論,亦即鄉論的存在形式及其作用上。作者認爲,當時的豪族階級與歐洲中世的封建領主實施地方分權政治有著相通的性質,因此將其稱爲豪族的領主化,亦即具有向領主化傾斜的性質。可是這一傾向受到了共同體社會中小農民階層的抵抗,結果迫使豪族朝具有民望的共同體代表者方向轉化。進而在民衆的支援下也就是在社會輿論的支援下,豪族逐漸獲得名士的地位,最終根據九品中正制,成爲有教養的文人貴族,也就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官僚,由此形成的社會結構及其體制,即是貴族制社會。換句話說,領主化的道路受到共同體輿論的阻止,實際上意味著非封建的中國中世社會的成立。顯然,使中國沒有出現封建制的根源在於鄉論這一共同體的輿論。在本書中,作者使用了鄉論主義意識形態這一術語來理解貴族制社會的淵源、華北與江南地域社會的異同、東晉南朝貴族制的成因及性質等問題。所謂鄉論”,反映出來的是地域社會中基於人格的人與人的結合關係。從基層社會,從人與人結合的角度切入分析六朝的政治與社會, 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這正是川勝先生研究六朝史的獨創性成果,其理論框架直到今天仍爲日本的六朝史研究者們承襲。


 


  川勝先生1922年生於京都,畢業于京都大學文學部,1984年辭世時,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一生都在日本最富傳統文化色彩的京都從事研究。他爲人寬厚,淡于名利,作助手長達12年之久, 並無怨言,潛心學問,這份甘於坐冷板凳的功夫,比起現今崇尚各種職位、榮耀的某些專家學者,可謂大相徑庭。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學者作學問,往往一年發表一二篇論文,若干年後將此集成一冊,作爲著作刊行。川勝先生的這本著作,可謂典型,此書便是近30年之間的論文集,與那些著作等身的學者相比,本本太薄,可是如果就學術價值、對後輩學人的影響而言,相差又何止以道里計?


 


  本書第一編第四章《貴族制社會的成立》與第三編第三章《貨幣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兩篇文章, 曾經登載于《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中華書局,1993)一書中,譯者爲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史研究所所長夏日新先生。承夏先生同意,本書翻譯時基本上參照了這兩篇譯文,在此特致謝忱!


 


  本書作爲日本中國史研究譯叢的一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這將對於中日兩國史學界的交流互動有所促進,而對於亟須瞭解日本學界魏晉南北朝研究成果又未便直接閱讀日文原著的中國學者來說也會有所幫助。因此,應該向規劃這套譯叢並落實出版的專家、出版家表示欽佩與感激。


 


                     徐谷梵、李濟滄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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