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島夷：古代東亞與中國中古研究

  我是在那年7月從承擔拙著編審的蔣維崧先生的信中得知這一出版計劃的。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爲契機，進一步拓展範圍，更廣泛地向中國學界介紹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成果，並希望我推薦一批能夠代表日本研究水準的著作，尤其是能夠選擇那些在開闊視野下關注社會與人文，或運用新的方法和理論並在實證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在10月的會談中，出版社又出於同樣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  想來這的確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計劃。有關中國史研究的中日兩國學界交流，已經有著長久的歷史，而且正呈現出日益興旺的趨勢。交流不僅限於人員的交往，還以相互之間論文、著作翻譯的形式對雙方發生著影響。但是，這還只不過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學界具有長久影響力的名著，幾乎都沒有中譯本的出版。所以說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這一計劃，不能不說是打破現狀、開創新局面的創舉。就我個人而言，拙著中譯本的刊行能夠成爲促成這一趨勢的契機，更是倍感欣悅。出於如此的考慮，我也就不揣自陋地應允出版社，願竭盡全力協助此項計劃的實施。

  非常巧的是，這裏所選的學術著作，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發展過程。按照我個人的看法，這一過程又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從明治時期（1868-1912）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近代日本中國史研究的形成期。當時，雖然蘭克（L.Ranke）的弟子李司（L.Riess）受聘于東京大學講授歷史學，傳授實證主義方法，但那畢竟是以歐洲史爲基礎的史學。在日本學者之中當時出現了與歐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對應，設立東洋史（即亞州史）分野的舉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國史爲中心的東洋史，並且延續至今。這一情況一方面表明由於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出現了必須重新認識東亞各國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日本漢學素養的基礎之上，已經出現了將中國作爲近代歷史學研究物件的學問。最能夠代表這一時期中國史研究，而且影響至今的學者，即內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他所主張的“唐宋變革”論，在這一階段正在孕育成形。衆所周知，他的這一觀點是切合中國社會實態的，是對中國史發展所進行的邏輯性解釋。作爲本叢書之一的《中國史學史》，就是出自他對中國傳統學問的廣博知識以及對歷史發展透徹邏輯分析的力著。

  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第二階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即所謂的“戰間期”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有著密切注重社會與民衆的特點，中國史研究亦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波及全世界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潮流，也影響著日本的歷史學界，作爲具體的表現則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盛。而且，其中有著馬克思主義直接、間接的影響是不可否定的。在我的先師、前輩的學者之中，有許多就是在這一時代新史學潮流中奠定了自身研究基礎的，本叢書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屬於這一輩的人物。

  然而，作爲上述新傾向頂點的20世紀30年代，又正是軍國主義猖獗的時期。當時，不但不再可能進行自由的研究，軍國主義國家還以各種形式要求中國史研究者爲戰爭提供合作。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那一嚴冬似的時代終告完結。由此也開始了中國史研究的第三階段。

 “二戰”以後的日本中國史研究課題，是如何將中國史作爲發展的中國史進行重建的問題。即必須糾正被軍國主義歪曲了的中國史觀，按照世界史普遍邏輯對中國史作出理解。當時對此起到重大作用的，是從戰時思想統治中解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按照生産方式發展規律將中國史系統化的嘗試亦由此開始。爲此日本學界曾展開過激烈的討論。參加討論的還有許多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學者。爭論的焦點之一是以生産方式爲依據的唯物史觀的發展規律是否適用於中國史的問題；另一個焦點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構想的中國史時代分期觀點是否正確的問題。圍繞這兩個問題，從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有著長期、激烈的討論，而且主要都是基於史料的實證觀點之間的相互爭論。其中雖說也有不夠成熟的地方，但是畢竟應該說戰後的中國史研究在當時有著前所未有的長足進步。

  參加討論的既有在上述第二階段業有成績的學者，也有戰後成長起來的青年研究者。本叢書著者中，除了內藤湖南之外，都是爲戰後中國史研究做出了貢獻的人物。

  作爲日本人，中國史既是一種外國史，又不是單純的外國史。兩千年來，培育了日本文化的中國文化，是一種歷史發展的産物。過去的日本在向中國的不斷學習之中發展著自己，從而形成了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可以說也是由過去形成了結構，至今仍在其延長線上運行的。因此，我們對於中國社會和文化有著特別的親近感，即儘管是外國史，但又有一半好像是在研究自己國家歷史的感覺，我們一直就是這樣看待中國史的。其理由之一，也許就在於日本文化是在漢字文化圈中培育成長形成的吧。無論如何，當這種感情作爲近代歷史學表現出來的時候，就産生了一種獨特的方法和實證的結果，而將中國史總體按照世界史的普遍觀點予以體系化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