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譯後記〉
現任京都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教授的川合康三先生，是當代日本中國學界爲人矚目的傑出學者。
24歲發表第一篇論文《李賀和他的詩》起，川合先生就與中唐詩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顯露出不凡的見識。在這篇論文中，他注意到李賀所負擔的家計的壓力和對家庭的歉疚，從分析李賀的心態入手，指出《昌穀詩》“刺促成紀人，好學鴟夷子”兩句所包含的現實生活內容。在感覺方式上，他指出李賀詩中突出的芳、香、馨的嗅覺和濕、冷、寒的觸覺表現。嗅覺和觸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依存度低的最原始的感覺，因而也是最本原性的感覺，它們一旦被尖銳化，就超越了日常的感覺，而産生自由的感覺聯想。他將李賀詩中的通感、代語與現代日本詩人對青年時期心理經驗的描寫相比較，對李賀的感受方式作出了獨到的解釋。這篇出自本科生之手的論文，已顯露出後來成爲作者文學批評特色的某些方面，比如開拓新的研究視角，提出原創性的命題。他後來發表的《語詞的過剩》、《遊戲的文學》、《中國的詩與文》等論文，也都從獨特的角度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
當然，對於文學研究來說，比提出問題更重要的是闡釋和分析問題的深度。讀川合先生的第二篇論文《李商隱的戀愛詩》，我們能感到作者看問題的敏銳和分析的深入。他先從豔詩的譜系著手，通過分析李商隱藝術表現的獨創性，得出李商隱由六朝一般性抒情深入到個人化抒情的詩史意義；而在內容上，又通過與南朝民歌到元稹的豔詩的比較，根據其詩缺乏人稱的特徵，指出它們不是在明確的戀愛關係中對特定物件表達的戀情，而更像是表現戀愛本身的氛圍、情緒，“相思”一詞在他的筆下也沒有特定的物件，往往是作爲戀愛的一般概念來使用的，詩中盡力排除與現實生活相聯繫的具體描寫，在另一種形態上體現了和李賀一樣的拒絕日常性的意識。這是作者的碩士論文，因討論的是晚唐詩人，未收入本書。但我們從本書《李賀的表現》、《李賀與比喻》兩篇，同樣可以看到作者在討論李賀的藝術表現和比喻技巧中顯示出的獨到見地和分析能力。張劍在《二十世紀李賀研究述論》中特別肯定了川合先生對李賀詩歌藝術的分析，稱“其《李賀和他的詩》一文對李賀重視原始感覺而無視事物固有名稱，大膽運用感覺性代詞的詩風作了考察。《李賀的表現--以”代詞“和形容詞的用法爲中心》、《李賀和比喻》二文更細膩地分析了李賀詩歌的修辭和用字特色，其剖析之深，語言之美，即使在國內同類論文中亦不多見”（《文學遺産》2002年第6期），我認爲是說得很中肯的。
川合先生的詩歌批評非常注意範式的把握，比如關於李商隱戀愛詩的“愛的形態”，他有這樣一個結論：李商隱的戀愛詩通常摒棄與日常生活相聯繫的事物，而總在非日常性的氛圍中歌唱，這就使他落在一個現實與非現實間邈遠的空間裏。與韓偓的豔詩相比，後者具有一種以觀照的態度眺望男女之事的模式化的審美意識，以致詩中彌漫著慵倦而甜美的單調情緒，讓人感到無聊。而李商隱“愛的形態”則不是被模式化的觀念，其價值不如說是朦朧、模糊和不確定性。正因如此，對於被現實與非現實交錯的混沌世界所迷惑的他來說，才能成爲題材。這種戀愛詩最終不足爲戀愛的讚歌，反倒被痛苦壓抑的陰影所掩蓋。再與李白、李賀的遊仙詩相比，後者完全脫離現實，具有從天界俯視現實的視點，而義山的幻想詩則相反，視點離不開現實。對他來說，愛的觀念即使是與現實對立的，作爲完全獨立于現實的價值觀念也還沒有定型，因此更接近齊梁和李賀豔詩的特徵。經過這一番分析和比較，李商隱戀愛詩的獨特範式就凸現出來。本書第一輯所收的論文和《韓愈與白居易》、《韓愈對“古”的志向》兩文，很能體現川合先生的文學批評注重把握範式的特點，這使他的研究總是能從具體的作家、作品分析走向對一個時代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宏觀透視，形成他獨有的看問題的方式和眼光。
最初讀到川合先生的論著，我就對他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的特點留下深刻印象，這使他思考具體問題時總帶著宏觀的背景，能在具體的問題中發現帶有根本意義的結論，而同時具體的結論又不斷累積、豐富著總體的見解，最終形成系統性的宏觀論斷。寫作《李賀與比喻》時，他大概還沒形成對中唐文學精神的基本看法，但在個案研究中已逐漸勾勒出一些具體特徵，文中提到的李賀對比喻中語言秩序的顛覆，就是很有創見的結論。後來他又在研究韓愈的論文中提出遊戲性的問題，在研究白居易的論文中提出語詞過剩的問題，在研究中唐詩的論文中提出“奇”和奪造化之功的問題，儘管這些論點都有高屋建瓴的視野，但他所有的發現都是從細緻的文本解讀中産生的。他常常能從一篇作品、一個藝術表現中發掘出深刻的見解，《韓愈探索文學樣式的嘗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畫記》向來不是中國學者所重視的作品，但川合先生以細緻的解讀發掘出了不尋常的內容，也顯示出他對文學理解的深度。《終南山的變容》一文，通過分析唐詩描寫終南山的視角和寫法的變化，揭示中唐詩人把握自然物件的新變。他抓住韓愈《南山》，比較其毫髮無遺的描寫手法與漢賦的相似，指出：“漢賦也是投入大量辭彙來再現世界的，不過在漢賦中，被描繪出的世界和作爲描繪物件的世界無過與不足，恰好一致。或者說，較之表現眼前存在的世界，應該說用語言傳達出已被觀念化了的世界才更確切。是以在漢賦中，人的認知和世界實現了令人羡慕的一致。而韓愈詩則是在洞見人之極限的前提下，依然向世界整體挑戰，因此通篇顯出人和世界的緊張關係。”由此他更進一步斷言：“以往共有的世界觀到中唐的解體，同時也是詩歌擺脫因襲束縛的一次解放。文學立足的根基有了質的轉變，中唐文人由個人的視角去認知世界，於是構建起了獨特的文學。在文學由集團向個人轉變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關頭，盛唐到中唐的變化也是文學向個體方向邁進的又一個轉捩點。”不難看出，這裏指出了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一個至今還未被人注意到的很重要的範式演變問題。
正是這些由個案研究形成的局部認識的積累，逐漸形成川合先生對唐代文學的總體看法。他曾在興膳宏先生主編《給學中國文學的人》“唐代文學”一章裏表達了一個綜合性的、抓住問題關鍵的認識：“詩歌擺脫類型化的抒情與趨於散文化的傾向，以及文裏的古文和傳奇的出現，文人的創作不偏于詩或文而推及廣泛的領域，這些中唐的特徵共同顯示出的是舊有形式已不能適應人的精神領域的擴大。文學從典雅的定型的美，向追求人的多樣可能性上産生質的轉變，這最終被宋代所繼承，獲得更確定的表現。”如此富有深度的理解不僅貫穿于川合先生的文學批評中，也體現在他對中國文化、對中國古代文人生活的認識中，促使他從前所未有的高度理解中國文人的自我認識方式，並看出中唐時代的文學對於上述認識方式的意義。前者體現在《中國的自傳文學》那部篇幅不大卻有多方面啓示意義的專著中，後者則可以從本書《文學的變容》、《中國的詩與文》二文約略窺見。
著名中國學家福井文雅教授，曾在《法國東方學的近況》一文中講到，他留學法國時聽法國年輕學者說：“搜集資料、作索引之類的職員式的工作，由東方人去做吧，從中引出學問的體系才是我們的事。”又說：“日本人爲什麽要把那些短短的、結論不知要說什麽的小論文，急急忙忙地抛出來呢?”（《東方宗教》第30號，1967年10月）回顧明治以來的日本漢學，在文學研究方面，似乎給人重視文獻考索而輕忽文學自身研究的印象。但從20世紀70年代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日本新一代的中國文學研究者越來越關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文學性問題。原京都大學教授興膳宏先生、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松浦友久先生，都可以說是很典型的代表人物。在當今活躍于學界的學者中，川合康三教授堪稱是代表這種傾向的重要學者。他的論著總是立足于文學的立場，關注文學本身的藝術表現問題，由文學現象深入作家的內心世界，探索其藝術思維的特徵，闡明其藝術創作的原理。像論李賀詩的代語問題，論韓愈文學的遊戲色彩，論白居易詩的饒舌作風，都能透過現象洞見更深一層的東西，給人以思考方式的啓發。
據筑波大學松本肇教授說，他最初讀到川合先生的論文，就感到一種獨特的個性，一種堅定地將文學作品作爲“文學”來把握的眼光，那是在迄今爲止的日本中國文學研究中不曾看到的，讓他體會到一種論“文學”的快樂，並由此萌生與川合教授開展合作研究的想法。1990年他們共同發起成立“中唐文學研究會”，被學界目爲“中國文學研究新的胎動”。這個學會的出現改變了日本學術素來按師承關係縱向延伸的傳統，將一種與資訊社會的特徵相契合的學術運作方式帶入日本學術圈。現在學會已成爲新一代唐代文學研究者的核心團體。1994-1995兩年，松本肇教授主持的“中唐文學的綜合研究”課題得到日本文部省資助，十五位分別研究唐代文學、思想、歷史的學者，共同對中唐文學進行了綜合性的考察，嘗試從整體的視點闡明中唐文學的特質。他們的初步思考曾以“作爲轉折時期的中唐”爲主題，以系列文章的形式發表于《創文》雜誌第346-352期，最終成果《中唐文學的視角》（松本肇、川合康三編）一書1998年2月由創文社出版，在學界産生強烈的反響。這部給學界帶來新的刺激的著作，體現了日本新一代學者的學術品格，那就是多層次、多視角地審視文學現象，並加以綜合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文學史和文化史的全面認識。
我從上世紀90年代始與川合先生通信論學，1997年蒙他推薦，受聘爲京都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客座教授，講授中唐詩歌。在旅居京都的一年間，我參加川合先生主持的《禦覽詩》讀書會和“中國古代的文學史觀”共同研究專案，對他學術和人品有了些粗淺的瞭解。像大多數日本學者一樣，川合先生也不是個鋒芒畢露的人，但他隨時流露的機智和幽默感，即使是日常交談，也能讓人感覺到他良好的藝術感覺和敏銳的悟性。他對理論思考的重視以及對學術潮流的敏感，在日本學者中是很少見的。他主持的“中國古代的文學史觀”研究，就是個前沿性的課題，與近年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學”遙相呼應。陳寅恪先生曾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裏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川合先生正可以說是一位“預流”的學者，他對學術潮流的敏感，使他的研究總是處於學術和學科的前沿。
川合先生的學問就像他的爲人，灑脫而通達。他治學不像一般日本學者喜歡守著一個問題挖深井，他的知識面和興趣都非常寬，善於發現和思考問題。他的著述涉及面相當廣，既有《〈隋書·經籍志〉詳考》（與興膳宏先生合著）那種傳統學術研究，也有《中國的自傳文學》那樣獨開生面的探索。他豐富的文學史知識--西方的和東方的--使他能從一些細微的地方聯想到許多相關的問題，並生髮開來，作出綜合性的分析。他的《中國的自傳文學》，是最早從自傳的角度探討古代文人的自我意識問題的論著，所提出的結論引起學界的重視，出版後在日本學術界廣受好評，友人蔡毅先生的中譯本已在1999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刊行。書中高瞻遠矚的視野和獨到的文本解讀，同樣受到中國學界的稱讚。2003年，川合先生將他有關中國古典詩歌題材、典故及情感表現的六篇譜系學研究論文，結集爲《中國的Alba——譜系的詩學》，列入“汲古選書”出版。其中《中國的Alba——或論樂府〈烏夜啼〉》一文，討論類似西洋騎士文學中Alba的一類詩歌。Alba源于古普羅旺斯語黎明一詞，指騎士與情人相會，長夜將盡，不得不分別時所唱的別歌。川合先生由Arthur T. Hatto所編“ESO An Enquiry into the Theme of Lover's Meetings and Partings at Dawn in Poetry”一書所舉的九首作品入手，又增加漢樂府《有所思》、李商隱《無題》等，最後以《烏夜啼》爲中心分析了這類作品的特點，指出由於儒家正統觀念的禁錮，這一譜系的作品沒能形成一個正式的類型，也沒有産生相當於Alba的概念。全書選取的角度十分新穎，隨處可見作者特有的細讀功夫和不凡見地，讀來饒有興味。
《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是川合先生歷年所作中唐文學研究論文的結集，也是他多年研究唐代文學的心血結晶，二十二篇論文的時間跨度近三十年，撰著經過《後記》中寫得很清楚。這些論文不僅能從廣闊的歷史文化和文學史背景中把握具體問題，使具體問題的闡釋達到不尋常的深度，還能抓住文學表現的核心，深入闡述作家作品的藝術心理和藝術特徵。尤爲可貴的是，作者將中國學者視中唐爲古代詩史轉捩點的看法進一步推廣到整個古代精神史和文學史，認爲中唐在古代文人精神和自我意識方面的許多表現都有特別的意義，這在我看來是最值得聽取的深刻見解，相信會給國內的古代文學和文化研究帶來新的啓示。
將川合先生的這部力作譯成中文，是我讀到本書後一直縈心的宿願。惜苦無機緣，出版問題始終得不到落實。直到2003年，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趙昌平先生、副總編輯高克勤先生垂青，惠允出版，這才著手工作。全書的翻譯是由遼寧大學劉維治教授、《文學遺産》編輯部張劍博士和我協力完成的。劉先生曾翻譯、介紹過不少日本學者的論著，也譯過川合先生關於白居易的論文，張劍博士在做碩士論文《二十世紀李賀研究述論》時已翻譯了本書論李賀的兩章。當我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承諾，與兩位商量合作此項譯事時，兩位欣然加盟。按原先的計劃，我翻譯通論部分，劉先生翻譯白居易論，張劍翻譯李賀論，韓愈論大家分攤，這樣三人的翻譯量大體相當。不想近兩年我格外地忙，我承擔的部分篇章只好請張劍代勞。結果，我只譯了《唐代文學》、《遊戲的文學》、《韓愈探索文學樣式的嘗試》三篇，劉先生除白居易論外，還譯了《日常生活的新發現》、《韓愈對“古”的志向》、《韓愈與白居易》，其餘篇章都由張劍承擔。初稿完成後，因各人文字風格不同，譯文差別較大，我不得不忙裏偷閒地陸續做些校對、統稿工作，2005年和2006年寒假又集中時間，將所有篇章校對、潤飾一遍，並核對了書中所引的古籍。如此拖拖拉拉地忙完，已過去一年多時間。蔡毅兄譯完《中國的自傳文學》，曾不無遺憾地對我說，川合先生的文筆如行雲流水，特別靈動，譯成中文絕對難以傳達原文的風神。當時我已翻譯過川合先生的論文，深有同感。限於水平，我們這次的譯文也一定存在不完美之處，只能請專家和讀者多批評指敎了。
需要說明的是，原書因系論文集，各篇注釋體例不統一。我統稿時將注釋格式略作了調整，以求形式一致，凡版本、出版機構、出版年月等內容一仍其舊。原書所引古籍，譯文所據版本與作者所用不盡相同，偶爾也許會有文字異同，這是要請讀者諒解的。《李賀的表現》一文原列于《李賀與比喻》之前，據作者說原是爲補充後者之說而作，今爲調整於後，以便讀者更清楚地把握作者的思路。
校完後記，我深深地鬆了一口氣，心頭驀地浮現出在京大的日月。文中寫到的興膳先生研究室，也是我熟悉的文學部舊館的氣氛，雖然沒多久我們便遷入了新館，但舊館的氣氛仍給我更深的印象。讀書會合宿論學的情景更令人難忘，雖然國內的學會也多有舊雨新知的暢談，但那種合宿的融樂氣氛，不是日本式房子，大家在榻榻米上排排睡，是絕不可得的。《後記》讓我重曆了那讓人懷念的日子。
最後，我要借此機會，向我尊敬的本書作者川合康三教授，向提供翻譯版權的日本研文出版，同時也向出版中文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最誠摯的謝意！在這次翻譯工作中，劉維治教授、張劍博士和我的合作非常愉快，謹識於此，留作共同的紀念。
蔣寅
2006年2月10日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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