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校點本《古今姓氏書辨證》


《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7年第3期(總第433期)


陳尚君(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參見:〔宋〕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辨證》


 


中古士族研究是近年以來的學術熱點。漢唐間記載姓氏源起的著作頗多,但記載士族譜系的著作,只有唐宋人的三部著作,即唐代林寶的《元和姓纂》十卷、北宋歐陽修主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和南宋初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正》四十卷。《元和姓纂》詳記漢魏以來各姓的重要人物及世系傳承,於世家大族記述較詳,對唐初以來曾擔任重要官職者,均注意記錄其籍貫家世。全書記錄人名逾萬,遠遠超過兩《唐書》載及的人數,且切實準確,不作虛飾誇大,是考索漢唐以來縉紳譜系的最重要記錄,可惜原書久逸,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約僅存原書的十之七八,李、王、張、崔、鄭、裴、楊、盧等大姓均不存。近人岑仲勉作《元和姓纂四校記》(史語所專刊1948),廣稽文獻以校訂原文,為書中載及的數千人名勾勒生平事蹟。今人郁賢皓、陶敏以光緒六年(1870)刻孫星衍、洪瑩校本為底本,將岑氏《四校記》全部標點收入,成為較好的通行本(中華書局1994年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主要寫成於北宋熟知譜牒之學的呂夏卿之手,為98姓的369位唐代宰相排列了家族世系。呂氏的主要根據就是《元和姓纂》,又補充了一些公私譜牒的記錄,其所存大姓世系,適可補《元和姓纂》之缺文。今人趙超作《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綜合前人考訂,又補充了不少石刻文獻,也足資參考。《古今姓氏書辨正》則綜合了以前兩書為主的宋南渡以前各種姓氏書的記載,下限則延至北宋,不僅對於各姓氏書的誤說有所糾訂,保存了不少古姓書的佚文,最重要的價值則是保存了一些前兩書因為體例和殘缺而未存的唐人世系文字,記錄了唐代士族延綿到宋代的若干線索和北宋新興家族的譜系資料。數年前,我在為《唐研究》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寫《元和姓纂》校點本和《新表集校》二書書評時,即認為性質相近的宋人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亦甚有整理成定本的必要。最近終於見到王力平博士整理的鄧書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066月出版,感到莫大的喜悅。王是張國剛教授以前在南開大學任教時指導的學生,她的《中古杜氏家族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一書,是我近年以來見到中古士族研究著作中很有學術份量的一部。由她來整理鄧書,是足以勝任的。


鄧名世是撫州臨川人,因為其祖父鄧孝甫得罪蔡京貶死,在北宋時期沒有入仕,以教授著作為業,尤長於《春秋》和姓氏之學。直到南宋初其祖得到昭雪,才以進書而得到高宗召見,併入史館任職。後以忤秦檜而罷官,歸鄉而死。鄧名世一生著作有《春秋四譜》、《國朝宰相年譜》、《皇極大衍數》等十多種,但存下來的只有《古今姓氏書辨證》一種(以上據王力平所考)。據鄧名世子鄧椿年為《辨證》所作序所述,《辨證》經始于徽宗宣、政間,最初僅五卷;後增補于建炎初,成十四卷;到紹興十一年退歸後,盡全力予以增訂重寫,直到去世尚未定稿,其身後由鄧椿年複取宋名公文集編定成書四十卷,到乾道四年(1168)方刊行。《辨證》是對漢唐以來姓氏譜牒書進行系統清理編纂並作事實考訂的集大成著作,足以代表宋代譜學的最高水準。《辨證》的取資,最重要的當然是《元和姓纂》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此外還包括邵思《姓解》、《熙寧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譜》以及各類史書、文集、碑誌等資料。《辨證》引及的漢、宋間姓氏書達數十種之多,其中大部分已經失傳,鄧氏引及者也有一部分為據他書轉引。鄧書的價值是保存了極其豐富的北宋以前的士族譜系資料,可以彌補《元和姓纂》和《新表》的缺憾。對此,王力平已經從廣泛徵引姓氏文獻、保存大姓世系源流、重視近世名族家譜等方面作了充分闡釋,讀者可以參看,在此不必復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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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擬稍微展開一些討論《辨證》的存世文本、王氏的整理成績及其局限。


《辨證》在宋代可能僅有乾道一刻,明清時期傳本甚少。乾隆間開四庫館時,認為全書已逸,乃據《永樂大典》所引加以輯錄,仍按照韻目分編為四十卷。從存世殘本《永樂大典》保存《辨證》的部分來分析,《辨證》的佚文多數是在《大典》各韻字解釋姓氏時加以引錄,引錄時有較多的刪節,同時,由於《元和姓纂》和《辨證》部分內容有所重複,《大典》引錄時分別有所側重,沒有全部兼收,這就造成了同樣從《大典》裏面輯錄出來的這兩部姓氏書內容方面此有彼無、此無彼有的有趣現象,也是兩部書雖各得以輯出大量佚文,但都有相當數量缺佚的原因所在。四庫本分抄七閣,今存至少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嘉慶間,孫星衍、洪梧將四庫本校訂刊刻,是為岱南閣(亦即敦禮堂刻本或洪氏刻本),為輯本的第一個刻本。道光十四年(1834),錢熙祚複對岱南閣本校訂後刊刻,是為守山閣本。在守山閣本刊成後,錢熙祚得到一個宋殘本,僅存十六卷,即原書的一至四卷,十九至二十卷,三十一至四十卷。殘本雖僅當原書的十分之四,但極其珍貴。所存各卷不僅保存了鄧氏原書的面貌,可以糾訂清輯本的訛誤,存有不少佚文,而且因為前三卷保存了《序論》三篇、《括要》(即體例)、《總目》(交待各姓文獻來源)和《分聲》 (即分四聲的韻目),可以讓學者知道編錄要旨、體例、依憑文獻和全書編次細目,使得學者可以據此恢復鄧氏原書的面貌。由於當時守山閣本已經刊竣,錢氏乃據殘宋本與輯本對勘,作了非常詳盡準確的《校勘記》。錢氏當時為什麼沒有將這個宋本直接印出來,原因不明,以後這個殘本失傳,十分可惜,今人只能依據錢氏《校勘記》來瞭解宋本的面貌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叢書集成初編》據守山閣本和錢氏《校勘記》排印,七十年代後文淵閣本影印,成為鄧書的通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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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平在比較《辨證》的各本後,以《四庫全書》本為底本,以守山閣本為參校本,據錢氏《校勘記》補訂輯本的缺誤,並援據史籍適當校訂文本的訛誤,可以說在四庫輯本基礎上形成了一個新本。岱南閣本和守山閣本均傳自四庫本,但前者出自傳抄,人為增加了不少訛誤,後者據岱南閣本校訂,用力甚勤,但許多校訂的文字,在四庫本中並不誤。四庫本雖然也有其局限,但相對來說,最接近《永樂大典》所引鄧書的原文。筆者近期作《元和姓纂》的再校,雖然有洪瑩、羅振玉、岑仲勉等校勘的成績,但在底本選擇上,仍用文淵閣四庫本,也是出於正本清源的考量。對於錢氏《校勘記》對殘宋本與守山閣本對校後的成果,整理者沒有採取如《叢書集成》本那樣分別全錄的態度,而是將錢氏所錄前三卷的內容全部作為附錄,將《校勘記》所存四庫本缺誤的部分,補入各卷之下。補入部分,在《凡例》中作出說明後,在目錄和正文中分別將相關文字加陰影以示區別,而沒有保留錢氏逐條說明考訂的細瑣重複,便於讀者有區別地閱讀利用。在古籍整理方面,這是一個創例,值得肯定。同時,整理本充分吸取四庫館臣和錢熙祚的校勘成績,於四庫館臣的校記全部保留,于錢氏校記中有價值的部分也充分吸取,逐一說明,嚴格尊重前人校勘成績。同時,整理者的校勘成績,則加今按以作說明,此部分用力較深。如卷二公玉下有公玉丹,錢氏據《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風俗通》以為應作,整理者則據《漢書郊祀志》和馬王堆出《戰國縱橫家書》以為字不誤(21);卷一四王姓以王僧綽為王玄孺子,王微弟,整理者據《南齊書王僧虔傳》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確定僧綽為王曇首之子,據《宋書王微傳》知僧綽為王微從弟,因此指出《辨證》之誤(200),類似的例子很多。姓氏書素稱難點,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的前言中對此有較多闡述。由於整理者能夠參稽群籍來校訂文本,又對中古士族和人事較熟悉,達到了較高的校點水準。標點偶誤者當然仍有,如578頁乞伏:國仁生公府乾歸,四子:曰熾盤,曰敕勃,曰審虔,曰延祚。據《晉書》卷一二五《乞伏國仁載記》,當點作:國仁生公府。乾歸四子:曰熾盤,曰敕勃,曰審虔,曰延祚。失校者,如逯姓下光逯大夫”(561)顯然是光祿大夫之誤。就全書來說,類似的錯誤並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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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本的一個重大缺漏,是沒有保存宋本卷四國姓下所存之《宗正寺皇族譜》。此譜以圖譜的方式記錄北宋趙氏皇族的譜系,很有價值。校點者在附錄六《殘宋本韻目》下加注雲:卷第四《國姓》、《諸郡趙氏》以及《宗正寺皇族譜》,補入四庫本第二十五卷趙姓。可知曾作安排。可能是付印時因為圖表難以排版而刪去。但就全書來說,出版社為確保出書品質所做的努力處處可見,作為地方非專業出版社來說,是不易達到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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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缺憾,都還是細節的問題,我覺得特別應該提出的有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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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今本鄧書是清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瞭解原書文字在《永樂大典》中的保存狀況,並進而分析清輯本的學術品質,是整理本書一項特別值得注意的工作。《永樂大典》全書22877卷,今存僅八百多卷,僅占原書三分之一弱。其中存鄧書原文,僅眾、詩、郎、倉、成、游、古、冀、輔、湛、沐、甪、逯、伏、乞伏、一、乙、席十八則。其中可以補清輯本漏輯的佚文一則:倉英,漢江夏太守。因官居焉,遂為江夏人。見卷7518。可以發現許多清輯本任意刪改原文的地方。依據殘宋本校勘記,可以知道鄧氏原書凡敍述到本朝事時,均稱皇朝,清輯本一律作宋朝。據《大典》則知已經部分作了此類改動,如卷10889宋朝嶺外人古成之即是,但更多的則是清人所改,如《大典》20309皇朝沂州儒生乙恕,清輯本改皇朝。如乙姓下,《大典》卷20309大鴻臚乙歸,揚威將軍乙愛,望出襄陽。《姓纂》曰:成湯字太乙,支孫以為氏。河南乙氏,乙弗氏改焉一節,清輯本抄漏,錢氏據宋殘本補出。又如鄧名世凡表達個人意見時,多加名世曰以作區別,而輯本刪去頗多,《大典》卷909詩姓和卷409眾姓都有此例,錢氏指出更多。成姓,《大典》卷8024漢成雄,居上穀縣。羨,後周常山公。清輯本誤,作漢成雄,居上穀。孫羨,後周常山公。從漢到後周達三五百年,何得為祖孫,惜校點本未據改。再如伏姓,《大典》卷19784湛生隆,無法與後文之翕生光相接。清輯本作湛生隆翕鹹字殆據下文及《後漢書伏湛傳》補,是恰當的,但字則未詳所據。校點者加按疑為衍文”(540),可惜未據《大典》刪去。再如甪姓,《大典》卷19743所引,與清輯本比較,異文達六七處之多。其中有輯者任意加字的,如謂之蛇謂之為蛇,也有錄誤者,如一與屋葉一與辱葉,其實屋、辱分屬不同韻部,一與足葉三與足葉,則致文意不暢,角於斛,殘宋本同,清輯本則作角音斛。此姓末嶽,虞欲切。後漢有甪若叔十字,《大典》和殘宋本均無,不知清輯本據何輯出(均見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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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本書以四庫本為底本的整理方式,與我在前文所提出的據錢氏錄出的宋本目錄,將清輯各條重新編次,以求大致恢復原書的面貌的整理方案,是完全不同的。王氏《前言》雲:比較《辨證》以上諸版本,殘宋本最為原始,但殘缺過甚,且今已無由得見,實難據為底本。這是基於古籍整理一般規範的認識,當然無可非議。但作為四庫輯佚書的整理,在能夠得知宋本原貌的大量珍貴線索,有機會最大可能地恢復原本的情況下,卻未能充分地利用這些資源,仍維持清輯本的面貌,不能不認為是十分遺憾的選擇。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評價清代輯佚書的成就時,特別提出以盡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為鑒定古籍輯佚書學術品質的重要標準。在四庫館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五百多種書中,努力追尋原本體例而加以恢復者只占很少一部分,多數是新定體例而加以編纂的。就此而言,邵晉涵輯《舊五代史》竭力恢復一百五十卷的面貌,確實高出於同時各輯本。在其後二百年中,四庫輯本中只有極少數的著作找到了原書,全本如著名的《唐才子傳》,殘本則有宋祁《景文集》和本書。《景文集》原書一百五十卷,《佚存叢書》所收宋殘本僅存三十二卷,不包括全書的目錄,不可能據以恢復原書。《辨證》則不同。雖然宋刻殘本原書已經不存,但由於錢熙祚嚴肅認真地將宋本十六卷的內容作了忠實的記錄,使今人可以據以恢復原書大約十分之九左右的面貌。具體的辦法並不十分複雜,即只要把四庫輯本按照各姓氏條目完全剪開,按照錢氏記錄的《分聲》目錄重新綴合,並據《校勘記》校改誤文,補錄缺文,凡有目而輯本無者,存目而注闕即可,於清輯本改動原書的地方,也可以推定體例,酌情改回。據我所知,據此重新編定有以下幾點好處。一是大致恢復到鄧書的原編,有資于學者深入研究鄧氏的編纂始末、全書編例和文獻取資。二是儘量消弭《永樂大典》摘錄和四庫館臣輯錄時所作的人為改動。鄧氏於同韻而文獻來源相同的姓氏,多數姓敘於一則,如去聲三十三線下,譴、援、變三姓並注出《姓苑》。輯本無變氏,而以譴、援分為兩條,原因是《大典》按韻分姓時只能分別摘錄。類似情況有近百例。《大典》和清輯本改原書皇朝宋朝,只是為方便時代稱指,而大量改虜姓虜複姓代北姓代北複姓,則是出於忌胡忌虜的政治原因而改。三是可以補足輯本所缺的姓氏。由於《大典》編纂時於姓源文獻援據各書,分別有所取捨,而四庫開館時《大典》已缺一千多冊,館臣輯錄時又偶有疏失,輯本能夠得到的鄧書佚文,較原書相差尚多。錢氏《校勘記》僅據殘本卷十九至二十、卷三十一至四十凡十二卷,即補出清輯本未收的三百十五姓,而宋本不存的二十四卷中,有目無文的姓氏,估計還有六七百例。這部分在《分聲》中有姓氏,一部分在《總目》中有依據文獻的說明,雖然原文不存,還是可以部分考見鄧書的原貌的。


總的來說,王氏整理本是一部有較高學術品質的新本,在文本取資、標點校勘和編次排版等方面都達到了較高的學術品質,值得研究中古士族的學者重視和信任。同時,姓氏書的校勘標點最為不易,不廣稽群籍,詳加考證,不可能保其不誤。《元和姓纂》經過四五次校勘,且有岑仲勉這樣的名家傾力而為,至今仍有不少無法讀通的地方。對王本也可作如是觀。當然,由於王氏僅是在清輯本基礎上整理一個方便學者的文本,沒有做恢復原本的工作,也沒有備徵文獻予以箋證,就此而言,鄧書今後似乎仍有重新整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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