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子慶,《鄭玄三禮注研究.序》


 


二十年前我拜讀了楊天宇教授的大作《論鄭玄(三禮注)(《文史》第21),就被文中縝密嚴謹的論證所折服。後來陸續見到先生一系列研究禮書、禮學的論著問世,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他撰著的《儀禮譯注》、《周禮譯注》和《禮記譯注》,頗受讀者喜愛,同時得到學術界的好評,我也向自己的研究生推薦了這幾部書。古人認為︰“禮書難讀,尤其《儀禮》最為難讀。”(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序》)可是,在楊先生的努力下,不僅他自己讀懂了這三部禮書,而且又把他的研究心得澆注在書的譯注中,使原典中許多古奧辭義,在先生筆下渙然冰釋。從中使我深深體會到,若一個人沒有非凡的毅力,是不能登進這座被大學者們視若畏途的禮學殿堂的。


 


在中國的經學史上,鄭玄有著特殊的地位和貢獻,這一點早被學界所承認,尤其他的禮學成就更為後人所肯定。早年有範曄的《後漢書‧鄭玄傳》、唐孔穎達的《儀禮》《禮記》疏、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敘錄》,直到清儒潘祖蔭為郭嵩燾《禮記質疑》作序時開宗明義雲︰“鄭玄注禮之功如江河日月,不復可泯。”皮錫瑞則雲︰“鄭于禮學最精,而有功于禮經最大。”(《經學通論》)在古代對鄭學的評價中只听到王肅等少數學者發出過不同音調,但曇花一現,無多大影響。


 


到近現代以來,有關鄭學研究成果寥若辰星,前輩學者有周予同的《經學史諸專題》、張舜徽的《鄭學叢書》、楊向奎的《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錢玄的《三禮通論》、沈文倬的《孫詒讓周禮學管窺》、還有台灣學者高明的《鄭玄學案》等,當代則有彭林的《鄭玄與(三禮)名物研究》等等。他們都繼承和發揚了前人的鄭學研究成果,惟以鄭玄及《三禮注》為專題的論著則不見于世。現在經過楊先生二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終于向學術界推出這部五十余萬言的大作,實為文史學界值得慶賀的盛事。


 


要對鄭玄的《三禮注》作研究,首先必須對《三禮》進行通論性概述。眾所周知,《三禮》歷來被認為不僅是難讀的書,而且又是爭議最大的書。如認為《周禮》“其真偽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四庫全書總目》)。而本書作者對《三禮》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書名、流傳、篇次、內容及其價值等棘手問題都直抒己見,或申述,或辯駁,或補糾,或論定,新知迭出,頗多創獲。


 


值得重視的是本書把鄭學放在東漢後期的社會矛盾中,放在兩漢經今古文之爭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是書認為“鄭學的出現是兩漢今古文經學從斗爭走向融合的必然產物”,故列《漢代的經今古文之爭與鄭學的出現》專章進行論辯。文中提出“兩漢經今古文之爭皆與當時統治集團的政治斗爭無關”,而提出兩漢性質不同說,即︰西漢主要是利祿之爭,東漢則主要是學術道統之爭。無疑這一觀點跳出了以往的學術模式,是會引起大家關注的。


 


當今我們研究鄭玄《三禮注》,最關心的是他的學術價值,這也是我們對楊著的期待。而楊著確實對此用力甚勤,向讀者揭示出鄭玄通過對《三禮》的注解,采用會通《三禮》、廣征群經、博綜今古、兼采異說、擇善而從、以今釋古、通假訓詁等方法,幫助後人弄清禮書的內容,為從史學角度來閱讀《三禮》,為研究從先秦到兩漢時代的名物制度、社會禮俗以及政治思想等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資料源泉。有了鄭玄《三禮注》,使學者們有了“依山鑄銅,煮海為鹽”的感受;有了鄭玄《三禮注》,才使我們真正體會到《三禮》的史學價值。


 


本書分量最大、學術含量最重的部分當推《校勘編》和《訓詁編》。這是作者做出的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工作。作者遍索《三禮》鄭注中取舍異文字例,對這些字例逐一考辨,並以此為基礎歸納出鄭玄之取舍異文字例和所遵循的原則,從而使鄭玄在《三禮》校勘方面成就的研究推進一步。作者撰《訓詁篇》,主要就鄭注《三禮》所運用的“讀為”、“讀日”、“讀如”、“讀若”、“當為”以及“聲之誤”、“字之誤”等述語進行考辨,歸納出鄭玄是在何種情況下運用上述諸述語的,從而指出小學大師段玉裁的《周禮漢讀考序》有許多片面、誤解之處。楊著在上兩編中,共考辨了1186字例,其艱辛之深,焦思苦慮之情真乃非一般凡人毅力所能為。通過先生的整理和考辨,向人們展示出鄭玄《三禮注》在中國文獻整理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貢獻,這一貢獻被後來清代乾嘉學派所服膺,才有了“于校讎之學未有盛于康成者”的感嘆(段玉裁贊)。的確如此,清代乾嘉學派大師們熟諳訓詁音韻之學,且蔚然成風,應不能不承認與鄭學的巨大影響有關。


 


先生囑我作序,本難以承當,但作為學術上的知音,不好推托,權且當作一篇學習心得以表示自己的心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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